中图分类号：G64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2-0092-15 一、体系转型与分析的视角 1999年的博洛尼亚宣言启动了欧盟高等学校学制统一化的进程。该进程的参与者和观察者都认为，这将对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大学传统造成重大影响。作出这样的评价，并不仅仅因为该进程关系到对大学内部组织的激进改组，而且其长远后果及影响尚难以估计，因为许多因素会交互影响，如学位制度与职业生涯、大学教育与社会地位的界定、大学的革新潜力与以科技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的前景等等。同时，相关的评论和分析也众说纷纭。其中有对不同国家落实这一进程措施的描述[1]、有对不同方面技术性问题的探讨[2]、有教育理论方面的反思[3]、也有从政治角度出发提出的整体性批判[4] 等。相比之下，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至今仍为数不多。[5] [6] 下面将以理论为指导，对“博洛尼亚进程”前所未有的迅速传播和它在欧洲范围内的推行模式以及相关原则作出解释。这里要用到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和观点。与近期大多数的研究方向不同，新制度学的“世界政治”方向详细地划分了“世界文化”的社会构建进程[7](由Berger和Luckmann 1970年提出)，并通过大量的比较历史学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世界文化’的社会构建”这个已有命题。在迈耶(John W.Meyer)、拉米雷斯(Francisco O.Ramirez)[8] 等学者的工作中，他们研究了西方理性传统中持续发展着的对现实的阐释(accounts)、规章性的指导思想(rules)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行动纲领(ideologies)。这些西方理性传统的全球性传播创造出一个根本上由“文化”参数决定的“世界社会”，并进一步促使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科学、法律和教育的结构性趋同。[9～11] 新制度社会学基调中的理论内涵使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博洛尼亚进程”。首先，这些理论内涵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最晚在20世纪下半叶，这种重要性就被政府性以及非政府性国际组织接纳，为适应各国际组织的变化而不断变更的交流与调整周期也同样认可了这一理论的特殊重要性[12]，以便发展出阐释模型、指导理念和行为模式。其次，这些理论内涵根植于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社会学方面的基本假设。根据这一假设，各个组织机构不仅仅用顺应情况变化的自主决定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并不将这样的调节放在第一位；取而代之的是遵从一种模型，它在这些组织机构的社会环境——或者说是“圈子”——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证明，甚至作为准则固定下来。各组织机构行动的首要目标不再是高效率地解决问题，而是追求合法化的证明——“正统合法”而非“直接有效”被放在第一位①。[13～15] 国家要员的决策行为正体现了一种双重思想：组织机构的行为顺应外部环境，但援引“文化上的”先例又导致完成任务和保障生存之间出现了不一致。特别是“条件的不确定性与合法化的压力”促使教育政策制订者和教育管理部门的要员通过接受改革纲领和结构模型，来取得代表着成功、革新和现代的合法化认证。[16] 这种认证也凭借国际性的认可和“其他重要成员”(某些关键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接受而得到了证实。“理性神话”的概念中包含着一条悖论：理性主义的假设和各国间导向理念循环往复式的均质化趋势、改革纲领以及改革方案并不一定能满足(在一般情况下也从未满足过)具体历史情景内特有的决策需要。当能够提供因果联系、以实现和组织行为时，这样的神话可以说是理性的。然而，凭借国际普遍的认可，而不是通过地区性的经验积累和具体个别的问题分析来达到效果，也算是一种神话了。最后，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基调之下，简要地确定“博洛尼亚进程”得以跨国广泛传播的前提。这种传播之所以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主要依据以下两点：去掉历史范例或实践中的特殊情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抽象的模型。正如施特朗(Strang)和迈耶(Meyer)所说，如果这种理论构建得到了科学领域、政治领域及各行各业权威专家的接受和支持，那么它将愈发具有说服力。[17] 这样一个模型构建的过程，恰恰在对所谓“博洛尼亚蓝图”的阐释中显示了出来，该蓝图也就是新欧洲高校学制的结构。模型构建的过程是第二部分要讨论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将探讨在交流(大量专业人士的协作)以及不断重复(循环往复的国际会议、声明以及意向书)中产生的这一模式的传播动态。最后一部分则以几个欧洲国家为例，试图描绘它们在重建了的情境中关注该模式以及接受、推行该模式的出发点。 二、一种“假想模式”的构建 1998年5月24日、25日，巴黎大学800周年校庆典礼在索邦宫的礼堂举行。法兰西共和国出色地主办了这次庆祝活动。在法国教育部长阿莱格尔(Claude Allègre)(到场的欧洲大学校长及学者都认为他“言辞犀利”)紧张的注视中，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中世纪学学者在历史资料并不确实的情况下，为庆典致辞。庆典期间，在法国教育部的安排下，巴黎城内三所不同的大学(其前身均为1969年拆散的索邦巴黎大学)为三位应邀前来的主管教育、科研和高校的部长——德国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部长吕特格尔斯(Jürgen Rüttgers)，意大利高等教育大臣部长伯林格尔(Luigi Berlinguer)和英国教育大臣布莱克斯通(Tessa Blackstone)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法国国家电视台记者的纯熟安排之下，会议顺利进行。会后在凯道赛码头② 的高级宴会厅为与会者安排了晚宴，有将近一半的法国政府官员出席。这次精心组织的庆祝活动在1998年5月25日达到高潮，这一天签署了《关于构建和谐的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联合声明》。这个所谓的“索邦声明”指出，将构建一个从已有具体范例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去除具体情境)“假想模式”，这使在场的大多数与会者感到始料不及。 这一构想的出发点是法国教育与研究部长的一个念头：将索邦大学800周年校庆办成“欧洲大学教育研讨会”(Colloque de l' Université Européenne)，从而成为欧洲性的重大事件。一种有意而为的策略由此产生：借助“欧洲”这个框架，解决对于法国来讲十分困难甚至无从下手的问题。众所周知，“根据全欧洲的要求，使结构现代化”(Moderniser la trame en se servant de l' Europe)，便是阿莱格尔所推行的“方法”。[18] 伯林格尔十分热心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因为意大利大学从整体上讲几乎无法掌控，在国际压力下又必须改革。[19] [20] 调整进程之所以能写进“索邦声明”，有一点至关重要——阿莱格尔、伯林格尔和吕特格尔斯在一个可以说名不见经传的国际组织“八国科研峰会”(G8 of research)中彼此结识并相互欣赏。该组织由“卡内基科学、技术及政府委员会”建立，是最主要工业国家主管科研的部长们非官方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建立的人际关系与业务联系是三国部长共同促成“欧洲一体化策略”的重要基础。最后，欧洲政治与高等教育政策专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帮助这些伙伴国家沟通有关彼此现实发展和规划的信息。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担任大学校长的阿德里安·施密特，他作为法国大学校长会议的代表，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