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人类制造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企业组织创新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组织由U型企业演变为M型企业[1] (p.3)。通过此次创新，制造业摒弃了以U型企业为主体的单件生产方式，创造出以M型企业为主体的福特制生产方式①。第二次组织创新浪潮首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日本、意大利和美国。通过这次创新，制造业实现了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组织开始由一体化的M型组织向非一体化的系列制、集群生产、虚拟制造和战略联盟等N型或网络组织演变。 当本文试图用组织专业化活动的范围这一维度刻画企业组织演进时，意识到现实中的企业组织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组织的存在以专业化活动组织是否有计划为依据，而企业概念则以是否存在统一的所有权为标准②。在对企业和企业组织概念做出简单区分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上述企业组织演进过程蕴藏着一个重要而又看似矛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企业组织在由U型、M型向N型的演进过程中，其专业化活动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而另一方面，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企业从事专业化活动的范围却存在着一个由专业化到多元化再到专业化的过程。这一单个企业经营范围逐渐缩小而企业组织范围却逐渐扩大并存的趋势，是企业组织不断创新、演进和日益多样化的根源。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出现上述企业组织演进趋势的动因及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从企业组织演进的历史进程看，我们会明显地发现，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动因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企业和产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因为，与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是国家或区域之间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消长变化。 钱德勒对第一次企业组织创新浪潮及其对国家之间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做出了详尽的历史性描述和分析[1] [2] [3]。他指出，M型组织的创建和大规模投资，使大规模生产方式在美国形成和发展起来，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企业迅速崛起并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日本、意大利和美国为代表，在第二次组织创新中发展起来的系列制、分包网络、供应链、虚拟组织、集群生产、合资和战略联盟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则成为全球经济条件下企业、产业和区域国际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途径。福斯和韦沃曼的实证研究表明，1980年日美汽车产业的单位成本相差34.4％[4]。存在如此巨大差距的根源是日本的汽车工业出现了以“即时制”为核心的企业组织创新。萨克森宁对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电子信息产业不同发展绩效的分析表明，分散的以地方性生产网络为基础与独立的以大公司为基础的工业体系的差异，是“二战”结束以来两地经济出现不同发展轨迹的根源[5]。与此同时，波特对集群生产的研究表明，一种新的被称为“簇群”的空间生产组织形式正在支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它使全球经济中持久性竞争优势根植于远方竞争者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之中[6]。 问题的关键是，在正统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框架内，对上述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映是匮乏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正统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价格理论。为了论证价格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把现实中的企业假设为由外在技术等条件决定的完全相同的最优化生产者，通过企业同质性假设，把企业组织演进看作是外生的，从而把该问题抛弃在其研究视野之外。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却表明，作为民间协调的组成部分，企业组织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的创新性竞争及其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和演进是经济发展的真正根源。企业组织的创新和演进不是外生性的，而是内生性过程。 本文试图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内生性过程做出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为此，笔者首先考察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斯密定理”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组织演进的外生性理论模型；然后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和总结，修正该模型的基本假设并使之动态化，考察外部环境变化条件下，企业组织能力的动态演变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企业组织的多样性及其演进是企业自身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试错、积累相应组织能力和寻求竞争优势的过程，即一个内生性的演进过程。 二、从“斯密定理”到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企业组织创新和演进的外生性分析 哈耶克从两个基本命题出发讨论经济组织：第一，经济问题的产生总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所引起的；第二，在适应各种变化的过程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制定计划，而在于由谁制定计划[7]。经济组织的核心是适应性问题，因而，对变化采用什么样的适应机制或方式是理解经济组织及其演进的出发点。 从对适应变化所采取的适应机制或方式看，经济组织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自发性组织；二是有目的的合作性组织。这两种组织分别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和“计划秩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属于典型的自发组织，这种组织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不依赖于个人计划，是独立于个人计划并在个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偶然生成的组织形式。对于这种组织，价格竞争是组织协调和解决适应性问题的根本途径。与哈耶克不同，巴纳德关注的则是人们之间的那种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有目的的合作组织或企业组织，其基本特征是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通过有目的的计划或权威协调，以合作的方式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8]。 根据哈耶克和巴纳德对经济组织的界定，本文把企业组织定义为：通过计划和合作有目的的适应各种变化的协调方式或系统。该定义区分了企业组织和单个企业，企业组织不仅包括企业内部而且包括企业之间的各种有目的的协调活动和形式。因而，在第二次企业组织创新浪潮中出现的系列制、分包网络、供应链、虚拟组织、集群生产、合资和战略联盟，都属于企业组织的具体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