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609（2006）04—0006—03 关于大学，普西在《学者的时代》一书中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社会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而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大学的诞生无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传播人类的先进文化和道义理想是它的使命所在。在大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功能也逐渐从单纯的传授知识到进行科学研究，再到服务于社会，这已成为现代大学的广泛共识。今天，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体现和人们对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深切渴望，大学的地位已远非往昔可比，成为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大学还要往哪里走呢？这个问题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就是无数大学人苦苦思索和追问的。雅典的一座神庙刻着一句古希腊人留下的箴言“认识你自己”。那么今天的大学又该如何剖析自己呢？在观念决定行动效果的时代，反思大学的知识观、科学研究观和服务于社会的宗旨，对于大学更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缺什么样的知识观 大学缺什么样的知识观，这看上去仿佛是一个荒唐的问题，没有谁会怀疑大学是一个学习各种知识的地方。自19世纪德国的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恪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面前如何帮助学生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知识框架，奠定一个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实际是衡量一所大学把学生的知识观体现在如何通过知识的学习，达到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的目标的尺度。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学上任伊始，就发表了一篇掷地有声，至今仍振聋发聩的演讲，其核心就是大学如何面对学术的问题。“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以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19世纪英国的红衣主教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也深刻地阐述到：“大学是一个推动探索，使各种发现得到不断完善和证实的地方，是使轻率鲁莽也变得无伤大雅，使错误通过思想与思想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碰撞暴露于众的地方。” 今天的大学在知识学习的目的上，尤其是知识观念上多了一份功利主义的色彩，而少了一些探究知识的哲学价值的精神追求。现代大学可以开出上万门的课程，专业划分精细，学科交叉密集，大量的新知识、新学科不断诞生，使学生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学生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使每一个学生把整个专业的课程都系统、深入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大学的知识观应该不仅是讲究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要让学生明白如何对待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远比单纯的掌握知识更有意义。现在不少学生把对知识的掌握仅仅视为将来工作的阶梯，而忽视知识在人的一生中的发展价值，尤其是精神价值的作用。在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大学的知识已经有物化和技术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学生对实用学科顶礼膜拜，对人文学科避而远之，人文精神也就自我放逐。此外大学在知识的选择上还是以单一化、线性化的形式出现，知识的呈现主体主要还是以课程和课堂教学的形式来体现。在学科、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上过分紧跟市场经济，趋同性较强，只顾学生眼前利益，而不太注重根据学校办学实际和学生的学习实际来决定教学走向。这些弊端反映了大学在面临知识的选择时采取的过分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念，迫使大学成为了追逐社会潮流的风向标，而缺乏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不可否认，知识是所有创造的基础，大学并不能预言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对大学的未来是很重要的。可如果大学把知识观的价值取向定位为“像填鸭般的用那些诸如形而下之‘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挡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那么这样的知识观对学生未来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人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因此现行的知识观念引起关注的问题是：“知识是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由于来自不同的知识领域，人们往往依据知识的属类不同，而自发形成特定的圈子。因而，其思维方式、心理、情感归属和信仰也就不同。”这种因为知识归属不同进而导致人文和科技两大领域的人们思维方式、心理习惯、语言表述以及行为方式上差异的现象，就是所谓大学中两种文化的对立。这种文化的“对立”使得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知识结构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一种对社会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向度。因此，进一步说，大学知识观的正确选择有助于消除这种文化的对立和隔阂，使学生有信心、有能力真正地融入社会。 二、大学缺什么样的科学研究观 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大学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大学要提供的社会服务，不是和其他机构提供的社会服务处在同一水平上，而是通过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成果，为社会提供服务。据资料统计，美国公司1997年在大学投入的资金达到17亿美元，是20年前的7倍，而大学对公司的回报绝不仅仅是投桃报李。同样是在1997年，大学发明的专利就给投资公司带来了300亿美元的销售额。 中国的大学也通过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当中，并且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对国家科技创新体制，大学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科学研究对于大学是重要的，而以一种什么样的科学研究观来统领科学研究更重要。现代大学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这本来是好事，但都把目光盯在应用研究上，而对基础研究，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和思考，更缺乏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措施。而相反，制约应用研究水平提高的瓶颈却又恰恰是基础研究的薄弱，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也是导致大学的科技竞争力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另外在市场经济的诱惑和压力下，相当程度的科研工作一开始就是通过“市场需求的商品”这个棱镜来确定，科研成果往往被打上了鲜明的市场经济烙印，而不被看作是扩张科学界限的研究活动。 此外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由于学科长期的门户之见和小农经济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科研活动常常以一种家庭作坊式科研的形式出现。既不注重研究中各类学科的交叉整合和合作探究，又不太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使得科研成果缺乏理论前沿深度，也缺乏实践操作广度。斯坦福大学承担的马丁·路德·金书信文件集项目，是一个大型的也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由克莱·卡森教授领导，由一个科研小组共同进行研究，该小组包括16位高级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是访问教授，还有48名研究生、106名本科生参与项目研究， 其中一人在研究工作基础上，完成了两本著作，课题研究的时间历时10年。对比之下，令人汗颜，10年时间，170人的庞大研究队伍，合作完成项目， 这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中绝对是罕见的，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观念太缺乏合作探究的精神，更缺乏“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科学求实态度。所以如果我们的大学不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培养对待科学研究应该具有的求实态度，尤其是对科学研究中良好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和维护，那么我们的大学科学研究是很难有所作为，或者是很难大有作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