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活动遵循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取向 自“跨国公司之父”海默提出“垄断优势理论”以来，传统的贸易和投资理论一般都认为，跨国公司诸如技术转移这样的经营行为都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这是一种经典一元的合理性解释。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贸易与投资的战略性态势日趋明显，传统理论基于典型的单个企业的有关利润最大化的终极假定越来越难以解释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等经营行为的实际过程和机制；而基于系统、信息和博弈的优势分析的“战略贸易理论”和“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及“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因此崛起。 比如，雷甘姆斯在1981年将博弈理论进行应用研究，率先建立起了技术转移的博弈模型。这一理论开辟了国际技术转移理论的新方向，揭示了技术输出方与技术引进方之间的技术竞争关系（注：张玉杰：《技术转移：理论·方法·战略》，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116页。）。而马克奇里结合邓宁的“OLI优势”和波特的“战略优势”思想，提出了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东道国）和战略优势的优势分析框架，用以探讨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许可证协议和包括国际合作安排(ICAS）在内的跨国公司的各种经营活动（注：J.L.Mucchielli,"Strategic Advantages for European Firms",in B.Burgenmeier and J.L.Mucchielli(ed.),Multinationals and Europe 1992[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pp.37-58.）。尤格勒斯在1995年建立了一个投资战略博弈模型，分析了寡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机，并较好地解释了1973年由尼克布鲁克所发现的“寡占反应”，即对外直接投资中“追随潮流”的现象（注：Reinhilde Veugelers,"Strategic Incentives for Multinational Operations"[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Vol.16,1995,pp.47-57.）。中国国内学者刘海云将技术优势分析与跨国公司内外环境条件的动态变化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技术优势变迁”理论（注：刘海云：《跨国公司经营优势变迁》，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8、208-246页。）。张译允等建立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技术转移的合作博弈模型，提示了技术受让双方采取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注：张译允、朱程等：《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双方的合作博弈分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显然，上述这些研究正在日益回应国际技术转移战略的现实态势。但是，国际技术转移理论的上述成果也存在重大欠缺。就是说，它没有明确提出优势最大化的理论新假设，而是圉于利润最大化的经典假设，并因此影响了用系统科学、博弈论或信息论进行战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彻底性，从而对国际技术转移活动中的不少现实问题难以做出解释和回答。 因此，笔者在此有意识地做出如下判断：包括技术转移活动在内，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是一种以追求优势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选择和进化整合的战略过程；而利润最大化则仅仅是这一优势最大化过程的外在表现，是优势最大化的“货币虚拟”，是“冰山一角”。乃至于实际经营活动中出现的亏损或让步，同样有其战略价值。比如通用汽车1995年在上海的合资项目中有关对华技术转移的让步曾被国际同行认为代价高昂，并被斥为“背叛”（注：[英]经济学家情报社：《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和输家》，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而通用汽车恰恰从此在中国汽车市场建立了不同于先行者大众公司的战略优势。 于是，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作为“由外部组织网络所包容的内部差别化网络组织”（注：S.Ghoshal,C.A.Bartlett,"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s An Interorganization Net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5(4),1990,pp:603-625.）的现代跨国公司，是一种追求优势最大化的战略组织和发展机制，并在国际技术转移活动过程中遵循了优势最大化的战略取向。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目标战略、组织战略和运作战略等有机联系的不同层面上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研究，以便对前述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二、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活动的目标战略分析 1.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竞争的基本优势是市场和技术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目标战略可以表现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基本的优势取向。由于海外研发是跨国公司通过FDI进行技术转移的集中表现，集中反映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活动的基本优势问题，所以，海外研发是分析其基本优势的一个理想的视角。国内学者潘弈同志曾将跨国公司在华各省（台港澳除外）的研发机构数量与各省有关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见表1），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电子通讯发展水平是影响跨国公司在华从事研发活动的重要因素（相关系数大多在0.7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