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职能的分析及其结构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顾建民 浙江大学高等教所 副教授(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全球教育展望

内容提要:

大学职能的新发展需要组织结构的新变革。本文主要以高层次大学为对象,论述了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科技、提供高水平服务的职能内涵和时代特点,分析了三项职能的内在联系和院校特征,并针对大学组织结构的分化和离散性,提出了加强大学组织结构整合的必要性和策略。


期刊代号:G4
分类名称: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0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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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职能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伴随社会进步,大学职能呈现出由单一性到多元化、由经院性到社会化的发展轨迹。现时代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兴起,进一步要求大学从社会的外围、边缘走向中心,从而赋予大学职能以新的内涵,对大学结构变革提供了新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分析大学职能的时代内涵,进而探讨大学结构的变革方向,显然有其现实意义。

      一、大学职能的分析

      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是目前较为公认的大学的三项职能。大学是一个集合概念,具体到不同高校,它们的职能内涵及职能关系是有差异的。高层次大学代表着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其职能齐全先进,关系复杂,最为典型。因而,通过对高层次大学职能内涵及职能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和把握现代大学职能的时代内涵及发展脉搏。

      高层次大学是一种以职能分工、实力比较为基础的划分,与一般大学相比,其职能的当代特点在于它们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科技、提供高水平服务的重任。

      1.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职能

      大学培养人才职能无法替代,但其职能内涵却是常变常新,集中体现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上。

      现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社会知识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它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捷变性”和“复杂性”。科学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频繁。同时,科学技术呈现出分化与综合并行的整体化发展态势,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不断增强,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高。面对捷变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无论是株守一隅的专才还是博而不精的通才,都难有大的作为,唯有全才方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这里所谓的全才,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巨人”,而是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对21世纪人才提出了四个要求——“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认为这四种基本学习是人生的支柱,教育应当围绕它们加以组织。“四学会”的高素质人才已经超越了口径宽窄和知识多少的范畴,超越了专才与通才的对峙,凭借“四会”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专变通、由通变专,甚至改行转业。

      高层次大学既是培养高学历人才的场所,更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因此许多著名学府常常被誉为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的摇篮。近年,哈佛大学明确提出要培养国家的领袖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正在从培养具有科学背景的工程师转向培养具有全球经济背景的工程师,使之成为企业经理和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清华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清华的资源不仅可以培养出一流的工程师,还可以培养一大批声播四海的学术大师。今日的高素质人才经过实践的磨砺,将成为明日各行各业的创造性人才、杰出人才。高层次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志存高远、厚积薄发、开拓创新、坚韧不拔的高素质人才。

      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形成与之相应的教育观念和培养方式,需要创设与之相应的环境和条件。狭隘的专业教育、“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只有让学生成为主动的学习者和研究者,通过探究式学习、合作经验和跨学科培养,通过教学与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并不断提高结合的程度,才能使学生实现从学习已知到探索未知、创造未来的跨越,逐步成长为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这就要求大学面向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冲破学科框框、院系本位的狭隘利益束缚,消除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传统组织结构障碍。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它一方面使远程教育和学习化社会逐步成为现实,极大地丰富了大学培养人才职能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也为大学师生关系和教学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可能:技术给学生提供了更大的指导自己学习的可能,技术也使教师有了从信息的提供者真正转换成引导者的可能。

      2.发展高科技的职能

      发展科技职能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科学研究中。高层次大学已经或正在成为各国知识创新的中心和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

      大学素以基础研究为强项,以增进知识为目的。据统计,1940-80年代,70%的诺贝尔奖成果是在一流大学中产生的。不但如此,如今大学科学研究不断地由上游向中游、下游延伸,拓展发展空间。传统上,科学和技术是分家的,科学属于学者,技术归属工匠。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基本上互不搭界。这也难怪洪堡时代的大学研究仅仅热衷于纯学术研究,不讲功利。然而,当代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打破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严格界线,涌现出一批知识高度密集、学科高度综合、科学和技术融合的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等;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成果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时间效益特别突出,因而也大大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时间。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特点和内在联系,要求高层次大学的科学研究跨越学科之间的界线,跨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线,甚至跨越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界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高层次大学责无旁贷,应当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知识创的中心、知识企业的孵化器、高新技术的辐射源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智力支柱等多重角色。

      5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各国高科技园区,将高层次大学发展高科技的职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主导发展起来的“硅谷”科学工业园区,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为核心的波士顿科研中心,以及英国剑桥科学园、我国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都是以著名大学为中心,以高新技术产业群为基础形成的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发展基地,出人才、出成果和出产品并举,从而缩短了高科技由创造加工到传播应用的周期,加速了新经济的发展步伐。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反过来推动高层次大学科研模式的转变,突破了象牙塔的单一模式,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定向化,应用研究基地化,开发研究社会化、产业化、商品化,上中下游一条龙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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