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11(2001)06-0001-07 一、“文革”时期的政治身份与教育特权 1952年6月12日新中国宣布了高等教育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技术精英。设立高考统招制度，一方面可以使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大学教育机构的控制而获得合格的技术知识精英，另一方面试图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设立普遍主义的技术知识精英的选拔原则。 出于对技术精英的政治需要，新政权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调整后高等工业院校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在新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政治精英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获得补充来源，而所需要的技术精英则由高等院校特别是理工科，农林医等院校来培养。这样，在国家精英中就形成两种不同的精英获得机制。这意味着政治精英的问题在新的政权中得到了解决，而最需要的是具有实际技能的技术专家。 在高等院校中，革命取得政权以前的知识分子经过一定时期的再教育（政治教育）后继续保留了教育者的身份，同时也有新的知识分子（其基础教育主要在旧学校中获得）补充到师资队伍中，而知识分子在以工农政治精英的政权中是“资产阶级”属性，是改造对象。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到：“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时间。”[1]这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及属性的概括，事实上成为高等教育二十年动荡的开场白。1965年《五·七指示》指出了教育领域的新任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炮的教育革命的开始。《五·一六通知》正式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从而开始了整整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教育革命名义下对知识极端鄙视以及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摧毁与肉体的打击，整个教育事业被破坏。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彻底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高校统一考试招生从此停顿。 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但是对知识精英与文化精英的打倒，意味着政治精英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里与知识精英强烈的社会性冲突，意味着政治精英对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强权控制和在教育革命名义下的对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政治性分配，同时也代表着政治对新的社会精英的教育和培训制度的控制，从而表现了现代社会知识价值的彻底颠覆。 高考制度的取消意味着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制度的破坏，标志着政治对社会精英的要求是把政治身份放在首位。[2]高校招生普遍主义的制度的打破，是工农政治精英掌握教育控制权的重要的一环，因为统一的高考制度使各个阶层的社会精英的晋升以分数代表的知识为标准，这样分数成为客观的普遍的标准。这种客观的标准使整个教育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以“知识教育”为中心，从而在教育体系内形成了知识教育为主的机制。既然在精英的选拔机制上和教育权的政治性控制上，政治要专资产阶级的政，要贯彻以政治性身份作为精英选拔的根本标准，要以政治性的教育代替知识教育，因此，摧毁知识与文化精英阶层，打破高校统招制度是政治的必然要求。 新的招生制度以个人出生和政治表现为标准，排斥了文化标准和知识标准，突出了由政治控制、以阶级身份和政治表现决定高等教育机会的新的特殊主义。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分配模式，表面上实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向新的社会精英流动的机会，而事实上加剧了人为的不平等带来的整个教育体系（包括高等教育）和教育质量的破坏，而且也引发了由特殊主义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败坏。[3]高考制度的取消是在为了追求结果的平等而不惜打破较为公正地保证机会平等的普遍主义同时，在社会身份上却通过特殊的政治标签而把一部分人排斥在教育之外，以不公正、不平等的方式而追求不可能的结果的平等，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与不公平。 二、普遍主义标准的确立与社会精英的产生 1977年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恢复，意味着高等教育普遍主义标准的确立。高考制度的确给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教育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促进。在社会的成员的流动与升迁中，形成了一种以“知识与成就”为标准的选择机制。的确，大学之门的打开给予社会一种新的选拔社会精英的机制，从而赋予了社会流动的动力与目标。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社会中的不合理的不平等分配高等教育机会的现象，而走向以客观的社会标准——考试衡量社会的预备精英。公平正是1977年高考制度所恢复的社会价值理念。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高考制度在平等的竞争机会的理想价值支撑下，树立了教育选拔与社会流动的普遍主义标准。这一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无疑击碎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形成的以政治身份作为享有高等教育机会的特殊主义标准，从个人通过教育实现理想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人人具有可选择、可追求的生命空间和目标，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中国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的一次重大的价值性转折，这一转折构成了教育、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提，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拨乱反正、走上现代社会秩序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