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2）04－0083－04 现代企业组织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控制地区和行业不断增加、分工不断深化、产权不断分散化的过程，这种组织的扩张过程实际上也是信用的延伸过程。随着企业的扩张，现代企业不可能只像古典企业那样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本和技艺进行运作，而是更多地借助于来自社会的各种资源。只有在信任度较高，具有合作的可能性时，社会资源才能脱离其所有者的直接控制而进入企业。这实际上是以合约的形式用一笔现期的投入去换取未来更多回报的承诺。而这种投资行为是否能够发生则取决于投资者对此承诺可信度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对社会信任度的预期。具有法律保证的合约是支撑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但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它难以囊括所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以及它是事后进行的制裁，因此它并不能规避所有的道德风险［1］。 另一个促使投资者形成良好预期的因素是重复交往所产生的事后惩罚的威胁。在规避道德风险的市场制度还没有出现以前，以及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和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信用的延伸更多地依赖于这种信任，这种信任对于企业组织的产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普遍社会道德水平也是影响信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一、金融工具的选择与社会信任水平 企业的发展首先依靠直接投资，也就是以股票和证券形式持有企业资产。只有当社会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时，证券形式的金融工具才会普遍被人们所持有。否则，人们就会选择对社会信任度要求较低的金融工具。人们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实际上反映出对社会信任程度的预期。现金是对社会信任要求最低的金融工具，它不需要发生和他人之间的合约关系。在社会信任度较低的社会，现金占个人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较高。而股票和证券则是对社会信任度要求最高的金融工具。直接所有者的合约保护程度非常有限，在企业资本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公司里，一般小股东几乎无法参与公司管理和维护投资利益，他对某公司投资完全是出于对公司前景的看好和对公司的信任，当这种信任消失时，他就会抛售股票。因此，在信任度低的社群，个人金融资产中股票和证券投资的比重应该是很低的。银行储蓄对社会信任的要求则介于现金和证券之间。一方面，当人们把钱存入银行时，他就暂时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储蓄的风险又明显低于股票和证券。储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提取，大多数国家都有储蓄保险，并且银行系统都受到中央银行的严格监管。 企业的发展除了依靠直接投资以外，另一个资本来源就是借贷，银行借贷是对企业的间接投资。因此，个人取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产生和壮大。同样，个人和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能力也要依据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对于社会信任水平低的社群，争取正规银行借贷的难度往往很高，他们常常面临申请遭拒绝或因成本过高而失去信心的局面。作为一种替代，家族内部的借贷和朋友、邻里之间的非正规借贷在这种社群中往往十分普遍。 正是由于各种金融工具对社会信任的要求不同，因此，信任度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企业所有权结构也会具有不同的模式，而且取得金融信贷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社会，企业所有权多元化的风险小，取得正规贷款的能力强，这就为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规模扩展和市场扩张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制度较完善和商业道德水平较高的社会往往具有众多百年历史以上的拥有世界知名品牌的跨国公司的原因。而在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企业更倾向于个人占有全部的资产，所有权难以多元化，或者所有权只能在家族成员内部实现多元化；企业取得正规信贷的成本高昂。这也是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为什么企业发展总是突破不了家族经济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制度不完善和缺乏成熟商业道德的社会，企业就常因缺乏社会信任感而无法引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难以规模化和取得竞争力，企业就常表现为生命周期短、缺乏知名品牌等。 二、实证分析 为了实证社会信任程度对金融工具选择的影响，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Luigi Zingales利用意大利的统计数据作了这样的经验分析［2］。意大利南北的划分标准是：以亚平宁（Appennine）山脉以北为北部，亚平宁山脉和罗马（Rome）之间为中部，罗马以南为南部。意大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法律、政府这些制度环境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作用，其北部社会的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南部社会，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社会学家所证实［3］［4］［5］。 由于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意大利南北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企业的产权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社会信任度的测算可以使用主观指标也可以使用客观指标。主观指标一般是用样本中肯定性回答“通常地说，你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吗？或者你不需要太小心地与人交往吗？”此问题的人占全部样本人数的比重来确定。而客观指标通常用公民的社会生活参与程度来衡量。例如到场投票的人数、报纸读者数、非赢利性水平联合体的人数等。Luigi Guiso 等用的是后一种方法。他们使用按照省划分的公民参与所有的欧洲选举和六次全民投票的人数来代表社会信任水平。之所以使用公民投票参与率这个指标作为衡量社会信任程度的指标，不仅是因为此数据容易获取，而且因为公民投票参与率不易受经济因素影响，它更能代表公民对制度的信任和公民责任感。并且从前期研究的成果看，社会信任和公民投票参与率之间是正相关的［6］。 之所以使用公民对全欧洲选举的参与率而不选择国内普选的参与率则是出于以下考虑：法律规定公民必须参与选举，而且选举参与度常常因各地政治赞助力度的不同和政党组织能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国内普选选举参与率不能代表公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关于居民对金融工具选择情况的统计资料来自于意大利银行对8000个代表性样本的资产组合安排的调查，这些调查收集在《家庭收入和财产观察》中。在样本的选取中他们剔除了重复取样的资料、负收入的样本和年龄超过90岁的样本。关于企业的数据他们使用的是1994年由投资银行对4400个随机抽取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雇员至少10人）调查的资料，这些资料载于《制造业企业观察》中。把同省的三方面数据合并就形成了社会信任程度和家庭资产组合、企业所有权结构之间关系的新的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