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重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因为这共通文化的存在可以节省交易或制度费用，而文化或风俗协助着的行为约束，可以看为合约的替代。或根本上可以作为合约看。 ——张五常（2019） 荣格有云，医生不应当利用“暗示”，将自己的“理论”强加给具有独立个性的病人，更应该“拼命学习符号主义理论，然后忘掉所有的理论，全身心投入到病人的梦境里去”（Jung，1933）。如果将当代中国的公司治理比作这样的“病人”①，要了解其内在机理，需要学者们忘记所有的理论，全身心投入这个“梦境”。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习惯于不劳而获，借鉴国外理论，然后“暗示”给“病人”，但改革开放40余年来，旧恙未除，新病还来。根本原因在于，借鉴以后没有全身心投入“病人的梦境”，更没有基于这样的“梦境”创新理论，哪怕只是一些“貌似”的具有安慰性的理论。更加有意思的是，一方面这个“病人”有着中西学界看来非常严重的症状；另一方面，又似乎生龙活虎地始终在发展着，日益创造着企业奇迹，支撑着经济的繁荣发展。 “理论和现象的对立，这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只不过它在心理分析专业里表现得格外突出，而在经济学专业里显得无关紧要。经济学实证研究里从来强调的，是从‘数据’当中提取有意义的‘众数法则’，而不是有意义的个例”（汪丁丁，2001）。这一观点，或许值得商榷。理论上，众数和个例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没有真正脱离众数法则的个例，只要条件具备，所有的个例都可以拥有众数。就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而言，任何个例都可以证伪现有的理论。因此，个例虽然缺少足够的样本来支持，但就其理论的推广性而言，其实是一致的。基于一定约束条件成立的理论，自然可以推广到不同国家，这和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可以在任何地点重复同理。真正不能推广的是约束条件，因为不同的国家往往既有相似的、也有迥异的制度环境。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即便在全世界而言也许属于个例②，因为中国的制度背景迥异于西方更成熟的经济体。但是，这些问题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并不因能或不能推广至其他国家而益损。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一个国家有用的研究，不应天然地劣等于对两个国家有用的研究。更何况国家之大小、人口之多寡，尚存巨大差异。一个中国，地理面积与欧洲相仿，人口则倍之，更遑论北美之人口。学术研究不应简单地选择边沁的功利主义取向，世易时移、时空变换常常超越我们的预测，这就使得理论的当下有用性和未来有用性之间并不相等，而且这种变化的程度也难以预知。如果完全抛开功利主义原则，从更高层面上思考，那么，一个人的价值，不应为两个人而舍弃，在这个问题上，不宜简单地舍小取大。因为没有小与大的分别，每个都同等重要。换言之，救活一个病人，与救活十个病人，同等重要。所以，尽可能努力地理解中国公司治理问题的约束条件及其运行机理，是摆在中国公司治理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否推广到其他国家，能推广自然更好，但其价值似不应以此为依据。毕竟中国是人口大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一群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加以重视，也更须有能力分析解决之。倘若我们不研究，仅以是否可以在国际期刊发表的数量竞赛为乐，未必符合中国国民的福祉。 二、理论与现象的平行线 理论与现象的对立，在中国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似乎显得格外突出，两者之间几乎成为不能相交的平行线。一方面，大量研究似乎都表明中国的公司治理存在着极大缺陷，比如外部审计师不能恪尽职守（Defond等，1999；Wang等，2008）、独立董事不能发挥作用（王跃堂等，2006）、股权集中一股独大带来严重掏空（李增泉等，2005）、政府管制带来市场行为扭曲（Chen和Yuan，2004；陈冬华等，2008；陈信元等，2009）、政商关系带来效率低下（陈冬华，2003；Fan等，2007；Chen等，2017）、高管激励制度无效（魏刚和杨乃歌，2000）、关系社会带来微观资源配置扭曲（李增泉，2017）、宏观政策带来微观资源误配（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等③。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④。人类历史上这样人口规模的、巨大的、持续的、罕见的经济增长与繁荣，必有与之适应的公司治理基础，否则难以持续。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和实证对此缺乏有说服力的分析，这提醒我们，须深度拓展对相关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综合理解及阐释。 在另一个层面，既有公司治理的研究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一致，两个领域的学者呈现巨大的旨趣差异，其背后的成因值得玩味。经济学研究者提出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比如联邦主义或地区竞赛（Qian和Weingast，1997）和产权明晰（张五常，2002）、中央对资源强有力的集权控制（Shleifer和Blanchard，2000）、以经济业绩为考核机制的官员升迁制（Li和Zhou，2005）、创造竞争性的市场机制（Lin和Liu，2003）、政府在外部性强的产业中的积极作用（林毅夫，2012）、正式与非正式融资市场（Allen等，2005；Ayyagari等，2010）、内部融资的作用（Guariglia等，2011；Song等，2011）等。这些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本应得到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这些经济学研究成果在现有的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体现不多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与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是割裂的，甚至冲突的。目前这样的情形是不正常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改变，才能使中国公司治理研究接上中国的地气，比如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经史传统等。 奇迹般的中国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必然有其微观层面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支持。但是，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当前的中国公司治理都处在一种认识上较为含混模棱的状态。实践中，在显性层面我们致力于模仿英美的公司治理设计，但是，内在又自知我们有着另一套实际运作的机制。理论上，诸多研究发现，现实中的公司治理存在种种弊端，但是，公司治理的实践及设计者却对我们的研究发现视若无睹；同时，经济增长也并未因为这些被研究发现的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弊端而突然中断（尽管对此有着无数的预言）。实践中的形似而神不似，理论上的神似而形不似，构成了当前中国公司治理研究的困境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