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教材是国之大事，教之根源，凝聚着漫长人类历史中最精华最璀璨的知识经验，承载了国家对教育基础工程的深厚期望。然而，教材能否发挥其应用价值，关键在于教师的教材执行力。教师教材执行力的有效发挥有利于化解教材与教师、教材与教学、教材与学生之间长久存在的矛盾，提高教师对课程与教材、课标与教材深层结合的领悟能力，驱动教师以多种方式开展教材与教学之间的改革。本文拟针对教师教材执行力的内涵、特征和功能展开系统讨论，以助力教师有效执行教材，从而整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一、教师教材执行力的内涵 (一)教材执行力 教材执行力是一个复合型概念，从词形结构来看，其包含着“教材”和“执行力”两个概念。首先，就教材而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教材被界定为：“①根据一定学科的任务编选和组织具有一定范围和深度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它一般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具体反映。②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一切教学材料。”[1]本文所涉及的教材主要是前者，即以教科书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体系。其次，就执行力而言，其运用领域较广。在企业管理学中被定义为：“一整套行为和技术体系，能够使公司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2]“在教育领域，执行力多与课程、教育政策相联系，形成一系列关于课程执行力、教育政策执行力的研究，杜尚荣等认为课程执行力是指在课程政策的指引下，执行主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各方资源，有效实现课程目标的动态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力。”[3]倪亚红等针对教育政策执行力薄弱的问题，认为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核心环节，政策执行主体的态度、能力和执行权力的使用是影响政策执行的最主要因素。[4]综合上述理解，我们认为，可以将教材执行力界定为：在相关教材政策的指引要求下，执行主体在相对的执行时间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制定执行目标，并实现执行目标的能力，执行主体是影响教材执行的最重要且最活跃的因素。 教材无小事，教材是国事，执行力是区分教育质量平庸与卓越的明显标记[5]，在整个庞大的教材执行力范畴中，执行主体和执行时间因其不确定性成为影响教材执行力的速度、效果和质量的关键。教材执行主体按层级可划分为国家、组织和个体三类。其中，国家从宏观层面统领着教材的整体大方向，为国家教材执行力的有效实施提供物质经费和质量把控的双重保障；各类组织从中观层面治理着教材大环境，进一步协调教材的育人效益与教材关涉的多元效益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在出版、发行、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形成组织教材执行力，共同维护着教材运作体系的公序良俗；个体从微观层面承担着教材执行力的具体行为，受经济、地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个体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教材执行力度不一，在理解力、思考力、自觉力等多个层面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教材执行时间按教材建设过程分为教材设计、教材实施、教材评价三大阶段。在教材设计阶段，教材执行必须严格遵循国家或一定地区的教材政策和课程标准，即教材的价值信念、内容选择、体系结构、编排设计等方面都应符合教学的规律和要求，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做到既遵循一定的标准又不失自身的特色；在教材实施阶段，教材执行应综合反映当前教材的社会实践规律，执行主体将物化形态的课程以教材的形式为媒介传递着思想和情感，在教与学的矛盾中促进教学双方的共同发展；在教材评价阶段，教材执行主要包括教材的自我评价、教材的审定评价和教材的社会评价，其分别代表着教材的编写人员、教材的审定人员和教材的使用人员对于教材的具体评估，督促教材在多方评价监测下逐步完善。 总之，教材的三大执行时间和三大执行主体伴随着时代育人理念、社会育人需求的变化而优化，逐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教材更新迭代，使其呈现出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发展逻辑。教师作为教材执行主体的重要组成要素，是凝聚国家、组织和个体三大教材执行力的关键力，也是联结教材设计、教材实施和教材评价三大执行时间的黏合剂。 (二)教师教材执行力 从教材发展漫长的源与流来看，教师与教材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法国教育家拉夏洛泰在强调教材之于教育的必要性时，认为创立一个教育体系，必须要有教师和书籍。[6]教师与教材在执行力的作用下充分互动，发挥教化功能，使得教师和教材的内涵逐渐演化，愈加丰富，反映着教师教材执行力的存在与价值。它是一个有着限定执行主体，不限执行时间的新概念。同时，教师教材执行力是一种特殊力，在力的两义中属于主观间接力，起到改变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效用。[7]但若想深刻剖析教师教材执行力的内涵，可以借鉴力学中内力与外力的概念，将教师教材执行力看作一个“力学系统”，将其分解为对内凝聚力和对外辐射力，即：教师教材执行力是教师在教材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辐射力的总和。这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师教材执行力。首先，就对内凝聚力而言，它是指教师在教材理解、教材使用、教材研究等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力，整个执行过程中教师结合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情境、学生等影响教材执行的因素的实际情况，不断优化对教材的处理策略和操作水平，有效内化教材、运用教材的执行能力。其次，就对外辐射力而言，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对教师教材执行力这一力学系统所产生的外力。教材是建构教育理论的桥梁，教师教材执行力则是构建桥梁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受制于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力发展等外部因素，又在回应外部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呈现出经济效益、政治效益、育人效益等特征，从而反作用于外部物体，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再发展，进而辐射至整个教育体系，影响基层教育质量的具体执行和整体教育事业的兴衰更替。 然而，教师教材执行力是教师把握教材功能，实现育人目标的能力，是一种超越性的能力，具有动态生长的特点，会随着教师的学习、培训等教育活动推进而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其主要呈现出两次超越式的递进发展。 第一次超越：从教师践行教材到教师支配教材。教材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而起伏转折，教师与教材之间的关系也随之产生变化，但自出现“权威”的教材后……教师的地位及作用逐渐下降和次要，教师的角色由以往教材的“主人”下降为教材的“奴隶”，成为纯粹的“教书匠”[3]，使得教师对教材研究与反思的意识和能力缺失，尤其当一纲一本的国定制教材出现后，教师更是深陷教材的“权威性”无法自救，只能在教材的控制下机械麻木地阐释教材，复述教材，沦为被教材控制的“提线木偶”，将教材视为唯一的教学资源，窄化了教师的教学视野，难以真正履行对教材的执行之责。而当多纲多本、一纲多本的教材审定制出现后，教师似乎从盲目服从教材、一味依赖教材的“主从关系”中走出，实现教师教材执行力的第一次超越：教师践行教材走向教师支配教材。发展至这一阶段的教师能够在秉承国家意识形态、把握教材方向的前提下，从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的学习、生活经验出发，拓宽看待教材的视角，填补教材缺失的一角，充分发挥自身对教材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解读、分析、概括、加工和反思教材，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达到掌握教材、支配教材和执行教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