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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是撬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杠杆，对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新格局具有引领作用。利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政策执行模式，结合6省30个县(市、区)调查数据，可以看到“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从政策问题的可处理维度看，“减负”衍生的新兴问题复杂多样，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不同且行为调适幅度较大；从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维度看，“双减”政策资源碎片化和低流动性问题凸显，政策执行受制于城乡和学段差异，执行监督机制“增能”不足；从政策系统外部的制约因素看，应试导向、教育评估桎梏及网络负面舆论的消极影响等长期存在。为纾解“双减”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应构建家校社三重空间协同的育人生态、完善政策资源整合机制、落实政策执行的差异化准则、提高政策执行的监管水平、促进“达标+增值”的评价改革、优化政策执行的舆论空间。
图1 “马-萨模式”框架图 运用“马-萨模式”的理论框架分析“双减”政策执行制约因素时，需结合我国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和教育发展情况等对此模式进行修正。修正内容包括：一是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维度，具体到“双减”政策执行领域。可将“有效的理论与技术”替换为问题的复杂性和技术难度；由于“双减”政策所涉及群体的需求和利益相互交织，故主要关注目标群体行为的多样性和行为调适程度，删除“目标群体所占的比例”。二是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维度。政策资源是保障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除财政资源外，还应涵盖人力、信息资源等方面，故将“财政资源”“征募执行人员”“外界人员参与的机会与渠道”合并为“政策资源”。“双减”政策执行需要多部门相互配合，实时调整既定的规则和行为[4]，故将执行机构相关的两个维度合并为“机构部门的配合与协作”。三是非政策因素，政策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故将“媒体对问题的关注度”“公众的支持”都纳入该维度；关于赞助团体和执行人员两个主体与“政策的规制能力”中的因素有所重叠，故将其删除。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双减”政策执行过程模式，接下来在此模式下探讨“双减”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破解策略。 二、“双减”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基于“马-萨模式”的分析 (一)“双减”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 “双减”政策衍生出的问题涉及面广、牵扯因素较为复杂，其在可处理性维度下的制约因素可归纳为“减负”与“提质增效”的内在冲突、利益主体行为调适幅度两个方面。 1.“减负”与“提质增效”衍生的新问题层出不穷 “双减”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和心理负担，结合调研结果来看，该项政策的执行不仅时间紧迫、任务繁重，而且还存在“不减反增”的风险，衍生出一系列新兴问题，主要表现为两大维度：一方面是校内作业减负引发的“提质”问题，即如何在确保减负目标达成的同时实现作业水平“质”的提升、如何将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并驾齐驱保障教师“应教尽教”和学生“学足学好”、如何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和福利待遇提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如何构建课后服务多元评价体系促进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等。另一方面是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引发的培训乱象、家长“增负”的新问题。“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的整改与治理，催生了一批诸如“一对一上门家教”“住家家教”“众筹私教”等隐形变异培训行为，这些资本逐利性引发的变相补课不仅加大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难度，也拉大了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学生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同时，还有部分培训机构推出“周中课”避开周末和节假日，并以“直播变录播”的方式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输不起”的心理会驱使家长将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严重干扰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此外，“双减”后更加考验家长的教育智慧，家长的“增负”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引导家长提升亲子陪伴质量、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等，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不同利益主体间的需求差异明显且利益调适幅度大 “双减”政策涉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只有这些主体共同遵从政策的价值与目标，才能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但调研结果显示，这些群体在“双减”之下具有不同的需求生态，其行为调适的幅度会影响政策执行的实效。 一是学生升学需求与学业减负间的纠结。实地访谈发现，不少学生在期待减轻学业负担的同时，也面临升学成功和自我发展的需求。如何在当下竞争的环境中达到“上好学”的目标，势必会挤占学生的课外时间，久而久之就会酿成学生不良的心理和情绪状态。而且，“双减”政策虽然为学生提供了更充足的学习机会，但实际却是教师牵引学生的力度加大了，削弱了学生学习的内驱力[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