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2)02-0011-12 长期以来，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于受到线性思维观的影响，学者们曾把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设置为单一发展目标，并视“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主题，以至于把相当数量的国家列在“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清单上。①而在对中国政治发展与现代国家构建的议题上，也有不少学者以线性发展的思维模式来套用和理解。本文将在对线性发展史观的反思基础上，探讨研究者应如何具备“复线”的思维，并探讨政治发展的复线性特征，同时结合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验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复合路径。 一、线性发展观视域下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政治发展理论与“转型范式”叙事 政治发展理论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门重要理论，它试图提供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作为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其理论兴起和演变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西方学界开始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形成了一个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相关的政治发展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政治发展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以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最具代表性。他从秩序论的政治发展理论转变为民主论的政治发展理论，其观点尤其体现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这本著作明确政治发展就是实现民主政治。亨廷顿认为，民主会给个人自由和政治秩序带来积极后果，民主或民主化就是政治发展的代名词。在他看来，政治发展的目标有五个核心内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政治秩序和国家自主性。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有30余个南欧、拉美和东亚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西式自由民主政体过渡，②掀起了亨廷顿所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实行西式民主体制的国家总数超过了威权国家的数量，③使得学界对民主转型的信心达到顶峰，因而产生了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各国政治形式发展的“历史终结论”。④而这一“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发展路径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⑤自然，这一“转型范式”也被套用到对中国的政治观察中，认为“非自由民主”政体将因其内在矛盾而走向衰弱(如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同时旧有政体崩溃后可以逐渐发展为西式的“巩固型”民主政体。 事实上，在“历史终结论”或“转型范式”的叙事背后，是政治发展的线性观起着支撑作用，在它的观照下，西式民主政体被诠释为唯一可欲且必然可得的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终极目标。这一线性叙事还界定了政治发展论的价值和目的，而一国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现行政治结构等要素似乎无足轻重，只是历史向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终点的不可逆进程中的注脚。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发展显示，“历史终结论”与“转型范式”论者所预想的线性单向演变并未变为现实：世界各国既见证了迥异于西式自由民主道路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也目睹了东南欧、非洲“转型国家”长期处于停滞阶段和民主倒退的状况。即使美国和西欧等被认为是老牌的自由民主政体，也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冲击。⑥线性政治发展观的论者所认定的发展目标“唯一性”和发展过程“持续性”“不可逆性”并不一定非如此不可，特别是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更可让人洞察政治发展的多重可能。 (二)线性发展史观及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 提及线性发展史观及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政治学者如张飞岸、郝诗楠、吴文程以及朱云汉等已就此议题取得相当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如郝诗楠等指出：“转型范式所蕴含的乐观的、线性的历史观难以成立，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过度扭曲……线性历史观之所以是转型范式的基石，是因为转型范式乃是源于对‘第三波’转型成功案例的描述与提炼，较少关注甚至直接忽略那些没有转型或转型‘失败’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问题。”⑦不过，在他们的论述中并没有进一步指出线性史观产生的根源，而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者已探寻过这个问题的源起。早在1988年，著名历史学者傅衣凌在他的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中就指出：“过去，由于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纯然因果决定论在科学认识中占主导地位，人们把五种生产方式线性发展的模式机械地套用各国复杂的社会形态演变过程，是可以理解的。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由于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或然的因果决定论和选择论成为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更为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强调共时态的结构性分析……每一位有时代感和学术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必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观念。”⑧文中点出了“线性发展”思维在学界流传的根源所在。 在《牛津大辞典》是这样定义“线性发展”的，即“认定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只有一种‘前进道路’，只要一个具体社会属于这种类型，它终归会在某个时候踏上这条道路”。⑨线性发展史观在中外皆具有悠久传统，例如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尽管存在对“治乱循环”的记录，但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以“天命论”与“正统论”为历史书写所处时代的政权合法性背书。⑩而西方则在犹太—基督教思想影响下产生线性历史观(以“上帝造人”为起点，终于“末日审判”或“进入天国”(11))，例如12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菲奥里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即把“圣灵”视为人类历史的最终阶段。而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一方面破除了经院哲学“神性原则”，但另一方面对历史运动的解释并未脱离线性历史观的框架，而将其视为通过人的主观理性而不断上升的过程。(12)到了当代，以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者，基于西方在与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冷战中获胜，而将西式制度视为某种经验性的创造物，提出“历史终结于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线性政治发展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