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020(2021)-03-0204-11 1 引言 当今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全球，但是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极大的控制和极好的应对，成为目前为止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加之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和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多个因素综合起来促使了海外人才的回流现象。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归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回国人员数量较2018年增长11.73%。自1978年以来，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为656.06万人，其中86.28%在毕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海归群体人数众多，回归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加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影响，留学生在国外面临的环境和形势复杂多变，这意味着我国或将迎来新一轮的“海归潮”。海归群体通常是指从母国出发前往东道国或其他地区，停留一段时间工作或学习，最后再回到母国长期生活的群体。海归群体人才质量较高，呈现高知化、年轻化趋势(教育部，2020)，他们不仅拥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更拥有国际视野，是我国以高校和民营为主的教育行业、专业服务行业不断发展壮大、国际化趋势加强所急需的中高端人才。因此，在理论层面上，海归群体是多元文化的载体，对海归群体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多元文化经历的理解，从而促进跨文化的沟通、理解和合作，并且探索其背后的内涵、机制和影响。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助力海归群体更好的再适应回国之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避免因反向文化震荡产生的负面心理和社会后果，促进海归群体与本土群体友好相处，引导和鼓励留学归国人员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为新时代留、学工作方针提供学术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反向文化震荡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 反向文化震荡是指个体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重新适应、重新培养和重新融入自己的本土文化的过程(Gaw，2000)。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具有挑战性的文化转换适应过程，个体通常在这期间会面临情绪、行为和认知方面的适应问题(Szkudlarek，2010)。大量研究表明，反向文化震荡是海归群体回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Howard(1974)发现，由于期望差异，海归可能会经历收入减少、声望和地位丧失、工作经验不足或过时、难以找到适当的工作安置、对国内形势失望、国内业务不足以及对同行的怨恨等负面心理现象。Chiang(2011)采访了25位回到台湾的年轻海归。在采访中，他们报告了在某些时刻经历的典型的反向文化震荡现象。大多数人表示，比起留在台湾，他们更愿意搬回东道国继续发展。Alkhalaf(2019)调查了在美国留学的沙特阿拉伯留学生，结果发现，75%的被试表示在回归母国后经历了反向文化震荡，其严重程度与心理适应程度呈负相关，与负面情绪呈正相关。另一方面，Kartoshkina(2015)研究了美国青少年的回归状态，发现回归并不只会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带来一种“苦中有甜”(bitter-sweet)的复合情绪，其中积极方面包括与母国的亲友们相聚、与其他海归分享出国经验以及开发一种全新的看待母国文化的视角。Wang(2016)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差异不仅会带来心理不适以及文化震荡，更能为海归带来一种在职场中身处“两种文化之间(cultural in-betweenness)”的心理优势。 反向文化震荡是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概念的拓展，两者都用于描述个体在不同文化间切换的短期适应阶段。由于个体的情绪效价随时间发展可以画出一条“U”型曲线，因此这一关于文化震荡的描述被称为U型模型(Lysgaard，1955；Oberg，1960；Furnham，2019)。Gullahorn和Gullahorn(1963)在U型模型的基础上延伸了另一个“U”——“再入”阶段，并将其定义为W型模型，用以描述个体回到母国后所需经历的与文化震荡类似的第二次冲击。再入过程包括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行前阶段，通常以个体告别东道国为特征；第二阶段是旅居者刚回到母国的“家乡蜜月期”阶段，海归会体验到回家的轻松感和成为关注焦点的愉悦感；第三阶段则是反向文化震荡阶段，这是最具挑战的阶段，海归由于告别国外的美好经历，失去了在家乡“明星”的角色，对本国生活产生诸多不满，甚至想回到东道国。最后，个体逐渐重新融入母国，将国外经历和国内的实践及身份进行融合(Fanari，Liu，Foerster，2021)。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W型模型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并且结论大多不一致(Kim，2017)，因此有学者对其提出了批评。例如，Black，Gregersen和Mendenhall(1992)指出，并不是所有海归都会经历反向文化震荡的W型模型中的愉悦感阶段，其中高达70%的受访者在回归初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也有学者认为，在心理层面上，回归过程会比出国过程更加艰难，所以不能一概而论。Furukawa(1997)表示，海归们回归后的6个月中可能遭受极大的情绪困扰，甚至可以达到临床诊断标准。同时，目前大多数的反向文化震荡研究大多在西方文化中进行，东方文化中出现了一些不同证据。Sussman(2007)表示，香港的海归受访者并未表现出任何关于回归行为的负面情绪。同样，在研究了接受西方教育的台湾籍和斯里兰卡籍的海归后，Pritchard(2011)并未在被试身上发现其他学者所观察到的回归创伤，而是一些社会政治方面的认知失调。W模型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依然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当海归回到母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真实存在的。 3 反向文化震荡的心理与行为效应 3.1 海归群体面临的心理挑战 全球化的持续深化促使越来越多的群体，比如企业外派员工、少数族裔移民、中外留学生群体等，在自身的文化认同体系中整合两种或者更多的文化元素(Arnett，2002)，进而引发由多元文化经历而导致的复杂而动态的心理与行为后果(胡晓檬，韩雨芳，喻丰，彭凯平，2021)。在认知方面，有被试报告出国经历让他们对母国(美国)文化产生了批判的看法(Kartoshkina，2015；Dettweiler et al.，2015)。Wielkiewicz和Turkowski(2010)发现，在国外学习的学生对自己的家乡文化产生了更多的怀疑。当他们获得了不同于本国的新的价值观和信仰时，可能会产生焦虑感和压力感。关于亚洲留学生的研究发现，由于自身与父母的世界观存在较大分歧，在留学期间获得的独立性和孝顺父母的内在要求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家庭紧张和个人压力的原因(Butcher，2002)。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同时还面临着旅居者身份和本民族文化身份两种文化身份认同的矛盾感受，这也是造成主观心理痛苦的原因之一(Ai & Wang，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