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21)02-0015-07 自2008年代号“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①的人发布《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一文以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电子加密货币在全球掀起了一场数码淘金热。虽然加密货币本身是一笔巨额财富，但是背后支撑它运作的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区块链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应用平台，不仅被认为拥有颠覆传统产业的巨大潜力，而且将是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内学界关于区块链技术的讨论也不断升温，已经有许多成果问世。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讨论区块链的工具性价值，即把区块链作为一种工具来探寻它与不同领域之间融合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传统“互联网+”的“区块链+”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初期，能够有效推动区块链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快速运用。但是相对于传统的互联网技术，区块链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工具性更在于它背后的理念。 以去中心化、匿名性和非篡改性为主要特征的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平等哲学在技术领域的运用，这一点从中本聪、哈尔·芬尼等区块链早期创始人的密码朋克②背景中便可窥见一二。因此，区块链技术从创始之初就具有反精英与反权威的倾向，其根本宗旨在于重新赋予那些被排除在现有社会体系之外的边缘人以自主权，让他们重新收回被数字资本主义所剥夺的权利，从而从技术层面实现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 这一激进的民主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包括朗西埃在内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是对当前西方代议制民主困境的积极回应，所不同的是前者着眼于技术领域的变革，而后者侧重于思想层面的批判。在笔者看来，区块链技术所蕴含的这种民主化潜力才是其真正的力量所在。我们在研究区块链技术时，不能只看到其工具性价值，更应该关注其背后的理念价值。 一、有限的民主：精英主义民主的困境 从古希腊开始，关于民主的讨论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永恒话题，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是否应该推行民主以及应该推行怎样的民主展开。如果将西方民主理论划分为古典、近代和当代三个阶段，那么古典民主理论的核心在于思考民主是否可行，近代民主理论的核心在于思考民主如何运转，而当代民主理论的核心则在于思考民主是否全面。民主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人民自己做主，③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定义实践起来却要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困扰。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制虽然得益于其小国寡民的先天优势，但是妇女和奴隶仍然被排除在民主之外。到了近代，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展，直接民主变得不太现实，于是代议制民主应运而生。经过从密尔到熊彼特等人的论证与完善，这种代议制民主逐渐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并促使其成为当代西式民主的主流。许多学者开始论证自由主义民主的好处，福山甚至提出了“历史终结”的论断。尽管学者们对于民主的具体实践方式观点各异，并且演变出众多民主理论的流派，但其思想核心均未脱离自由主义民主的程序性运作方式。然而程序性民主看重的是代表的产生方式，也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却忽视了代表的可靠性，所以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民主。 近年来，随着西方政治丑闻的频发，精英主义民主的困境日益凸显。学界对于西方精英主义民主困境的认识存在分歧：有学者在区分了西方民主中“人民主权”与“人民同意”两种不同的原则后，认为这种困境主要体现为“与此相适应的代表问题以及影响公民选择的公共舆论的形成问题”[1]；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诉求困境、合法性困境、实践困境、取向困境以及态度困境[2]；有学者则认为，当前西方民主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主结构性地产生政治冷漠与民主结构性地制造社会割裂，前者导致了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赤字’，而后者则使整个人民统治自身(民主之本义)成为一个‘幻想’”[3]。 无论学者们探讨精英主义民主的困境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何种差异，但至少在三个问题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当代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的困境表现为民主价值弱化的困境、少数与多数冲突的困境以及代表与选民关系的困境。首先，关于民主价值弱化的困境。无论是在早期的卢梭、洛克等社会契约论者，还是近代的哈耶克、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眼中，民主始终作为一种政治价值追求存在。这一价值划定了衡量共同体善恶的标准，其中蕴含的自由与平等理念则是鞭策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如前所述，当前西方代议制民主首先表现为一种程序民主，这种程序民主“颠覆了民主的原初含义，把代表的选举置于民主的第一位”[4]，从而大大削弱了民主的价值意蕴。其次，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困境。少数与多数之争一直是人类社会决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在当前西式民主的选举制度中，无论是多数制还是比例代表制的投票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自托克维尔以来关于“多数暴政”的讨论就不绝于耳，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下如何保障少数的利益一直是困扰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难题。此外，从孔多塞提出“投票悖论”到“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完善都表明，“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选择方法本身被视为一个价值判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价值判断在所提到的特殊情况下，是自相矛盾的”[5]。以英国脱欧公投为例，支持与反对的比例分别为51.89%与48.11%，尽管二者差距十分微弱，但是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要求下英国最终还是脱离了欧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弊端。最后，关于代表与选民关系的困境。选举出合适的代理人作为代议制民主运转的前提，固然因满足了地域与人口的要求而彰显了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埋下了两大隐患：一方面，代理人能否真正代表选民利益？根据“经济人”假设，每个代表都是利己的，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如何协调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利益是决定民主能否有序运行的关键；另一方面，选民能否理性地选出合适的代理人？对个体理性的信任是代议制民主存续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正遭到利益集团所操纵的舆论的冲击，尤其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巨头对公民偏好的引导更加剧了这种冲击。2018年美国大选期间，Facebook通过收集用户资料，向他们精准推送能够影响其偏好的信息，最终成功影响了这次大选。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说今天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依赖的是现代理性主体的政治参与行为，不如说今天的政治已经成为各种寡头势力的角力场，而少数的理性选民已经在他们的铁蹄下被压成了齑粉。”[6]资本寡头的舆论操纵，使得公共舆论的形成无法真正代表选民的真实诉求，维护的也不是选民的合法权益而是资本家的利益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