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在1954年出版的《选举》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论：“如果全体公民极大地参与政治，那么这种群众性的民主政治将会怎样起作用呢？但人们缺乏政治兴趣也是不无好处的。其实，政治兴趣极浓的选民投票越多，对于竞选运动越了解，耳闻目睹也多，参与程度也就越高，他们也就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主张，并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主张。极端的政治兴趣伴随着极端的政治狂热，如果遍及全社会的话，这足以破坏民主过程……，相反，政治兴趣低却能够为急剧变化时期的复杂社会的政治变革提供试验的机会”。（注：转引自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贝雷尔森讲出了经验民主论者或程序民主论者对现代民主制度作了实证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但“经验民主论实际上改变着民主政体的根本性质—无论多数公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为规范定义，还是按那些现代政治哲学说法为定义，民主政体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政体（因为在那种政体里，公民政治参与是作为它的绝对必要条件存在的），而是一种积极参与政治既不必要也不受欢迎的政体。”（注：转引自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一、累积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 幸亏在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存在着若干中介环节，这些中介环节造成了民众意愿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但即使有了这些脱节，如果民众对政治产生了极端的兴趣，这些脱节也不能使国家意志免于被民众大多数的意志拖入平庸与肤浅，温和专制，争执不已，以至于产生政治强迫与社会分裂危机的可能。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已经成熟到了使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与民众意志之间脱节可以保持平衡的程度，这种平衡是西方民主制度数百年来经过无数次试错所获得的，在此进程中，每一次特殊事件所造成的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都会影响到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民众参与积极性的每一次变动，又都向如何保持同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脱节的平衡提出了要求。若我们假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不存在任何中介环节，民意可以很容易地上升为国家意志，则要达成民主政治所必须的平衡，就要求民众有着极为理智的政治参与度。民众这种理智的政治参与度，也许正是卢梭所说的公意。但公意是社会全体成员基于共同利益，针对共同目标，符合共同幸福所具有的共同意志。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众还不具备产生公意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平等条件与必需的利他与宽容精神。因此，民意若很容易上升为国家意志，或者说在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只有很少的中介，因此也只有很少的脱节，也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但在现实的民众条件下，却不是一个值得实施的目标，也不是一个能够实施的目标。古典民主论者或者说本体民主论者一再强调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改善人民参政的机会，就应该使民众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更加容易些，当然，若古典民主论者考虑到了民意与国家意志脱节更少可以更好地改善民众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利他与宽容精神，这种主张是有合理性的，但是，一方面是资本家不愿意改变现存的经济安排，一方面是脱节更少与改善民众状况的影响力之间并不会是平衡的，因此，古典民主论者的思想虽然是值得同情的，却并不是值得试验的。 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总是在特定的事件中历史地形成的，并且是经由民主价值作了合理化证明的。但这种脱节无论是多么合乎古典民主论者的价值理想，却都只能是在特定民众条件的情况下必须设置的障碍，即便是没有此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也会有彼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来达成脱节。三权分立作为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已普遍被现代民主国家所借用，就是这种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产生脱节的一个典型例子。因此，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卢梭从民主的原则出发，他根本无法理解三权分立原则何以会成为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 民意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脱节方式一旦形成，这种脱节本身就会具有保守性的特点。现代西方民主体制所形成的制度累积决定了其与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平衡的性质。在现代西方成熟的民主制度中，脱节与参与的平衡仍然是存在的，在某些关键的情况下，民众可以有效地影响政治决定，但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平衡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从长远看，我们也可以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创新能力。但就目前来看，这种累积制度的保守性已经牺牲了许多本来可以不牺牲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说这些牺牲是必不可少的牺牲，但要看参照系）。 二、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累积形成的保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缺陷：虽然也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缺陷，如有些人说的民主制度是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制度。 第一个方面可以从民众参与政治方面进行分析。密尔认为，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而且是创造、发展完善公民的需要。他认为，“对智力活动的唯一充分的诱因，……是智力活动的结果有被实际采用的希望”，“人们只有自己亲自发现真理才能懂得真理”。（注：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马尔库塞认为，如果民主仅仅被局限于周期性选举，那是远远不够的，人民必须还拥有对自身生活的决定权。帕特曼认为，形成朝气蓬勃的、富有知识的人，能胜任国家和社会公共市务的市民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经验民主论者们所发现的公民政治参与既不被现代民主政体所必要，也不受现代民主政体的欢迎的事实说明，现代民主是以牺牲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代价的。 对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牺牲所造成的后果，是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消极被动。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选举，任何一个公民所投一票的意义都已极其微小了，之所以在选举时人们参加投票，往往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他受到民主意识形态的驱使。但现在他认识到了，自己了解政治和积极参与政治，不仅是现代民主政体所不必要的，而且并不是受欢迎的，他因此自然会“理性地”退出对大规模投票的关心。而现代民主制度失去了意识形成的基础，这种民主制度就会因为缺乏道德基础而陷于道德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