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最初缘起，可追溯到1989年我在《国家利益》杂志夏季号上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府体制来讲，它的合法性在过去几年里已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认可，因为它战胜了象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晚近的共产主义这些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稳定的民主国家就没有非正义或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只是说，这些问题不是自由和平等原则本身固有的，这些问题只是现代民主所赖以存在的自由平等原则在执行上存在的问题。今天，尽管一些国家可能无法达到稳定的自由民主，另一些国家可能会退回到神权或军事独裁这类较落后的统治形式中去，但自由民主的理想却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了。 那篇文章所招来的评论和反对格外地多，首先来自美国，然后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前苏联、巴西、南非、日本和南韩。许多人对我所用的“历史”一词产生了误会。他们从历史是事件的发生这种常规意义出发，以柏林墙的倒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为“历史正在继续”的例证来反驳我，来证明我的错误。 然而我所谓的已经终结，不是指事件的发生，包括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而是指“历史”。这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时，历史便很清楚地显现为一个单一的演化进程。对历史的这种理解相当接近于德国先哲黑格尔的想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这种历史概念，使之稳含在我们今天描述不同类型人类社会时所用的词汇象“原始”、“先进”、“传统”、“现代”当中，并部分地造成了我们日常的思考氛围。对这两个思想家来说，人类社会显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个从基于奴隶制和农业上的简单部族社会，到各种神权的、君主的和封建贵族社会，再到现代的自由民主和技术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 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人虽然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最终结束。但是，当人类达到一种能满足自己最深层、最基本需求的社会形式时，社会的演进也就终结了。因此这两个思想家都提出了一个历史的终点：在黑格尔那里，这个终点则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象出生、生活和死亡这类自然周期会结束，重大的事件不再发生或报导这些事件的报纸会停刊。相反，这种认识认为，重大的原则和制度已不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本书的主题是受当今世界事务的启发，它要回到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上去：在20世纪结束时，我们是否能再一次说，一个有着内在连贯性和方向性的人类历史最终将把人类的大多数引向自由民主政体？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涉及到经济，另一方面涉及到所谓的“谋求承认的斗争”。 引用黑格尔、马克思或他们在当代的追随者的权威来确立某种历史定向发展的证明当然是不充分的。在他们身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他们的思想遗产受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抨击。20世纪极有影响的思想家们，对于历史是一个连贯或可理解进程这个思想发动了直接的攻击。他们断然否定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哲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西方人在关于认识民主制度全部进步进程的可能性方面，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受20世纪上半叶极其可怕的政治事件影响的结果。这些政治事件包括：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独裁主义意识形态崛起；科学以核武器及环境破坏的形式构成反人类的转向。 然而，好消息已经到来。本世纪最后1/4世纪中最突出的发展，是世界上貌似强大的独裁统治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从拉美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力政府在过去20年中到处都处于衰败中。他们虽然并没有完全被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取代，但自由民主仍是全球唯一跨地区、跨文化的组织良好的政治理想。此外，经济上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广为传播。它无论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在二战结束时属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物质繁荣。经济思想上的自由主义革命或推动或追随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自由运动。 所有这些发展表明，需要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在这种发展的背后是否存着某种更深层的关联？抑或这些发展都不过是撞大运式的偶然事例？通过再一次提出有没有人类的普遍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启动一场始于19世纪初的讨论。当我从早先讨论过这些问题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那里借用某些观点时，我希望本书中提出的看法具有我自己的独到性。 本书在构想这个普遍历史概念时，分别作出了两个方面而不只是一个方面的努力。在第一部分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再一次提出普遍历史之可能的问题后，我在第二部分得出了自己初步的回答，我力图利用现代自然科学——作为规则和机制——来解释历史的方向性和连贯性。虽然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人类幸福的最终影响是模糊不清的，但由于它是唯一在累积和方向上有着共同衡量准则的重要社会活动，因而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