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类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的初始阶段。①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围绕动力提升展开，即通过动力革命提高人们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主要围绕信息加工展开，即通过信息革命提升人类社会成员之间交互的信息密度和质量。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有关联，也有本质不同。两百年来，中国首次走到世界工业革命的最前列，与其他大国共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替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被描述为智能革命，其重点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和提升。通过对未来智能体的构建及对人类智能的模拟，人类社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生产力，并逐步形成人类与智能体充分互动的行为模式和关系结构。智能体可能会获得某种类主体地位，这与之前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大为不同。国家治理现代化被认为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处理的更多是人类社会内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问题。智能革命作为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将围绕智能革命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结构性影响展开讨论，着重分析智能革命中最关键的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两大技术如何重构和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力图通过平衡型国家的建设对科技产生的强大结构性力量进行约束和规范。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作为治理的整体性单元，促使政府、经济、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和对话等制度性形式，实现公共目标和推进公共利益的整体性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可看作国家建构的马基雅维利时刻，②侧重于搭建国家的整体治理结构。其中最关键的是，形成可以向社会汲取资源的财政系统和垄断暴力使用的惩罚系统。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国家建构的基础上，各方面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重点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上。 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其一，秩序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的秩序系统体现在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上。国家可以通过整合为社会成员提供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秩序。③这是国家作为公共物品提供者最基本的功能。其二，赋权系统。国家需要保证每个公民应有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国家作为共同体同样需要着眼于公民自身基本目标的实现。其三，创新系统。为了维系巨大的财政开支，以及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国家需要保持旺盛的创新能力。创新系统可以使得国家更有效地应对社会变迁，同时也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位置。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是系统性，即这些构成要素要完备。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对各种治理资源经过特定机制的合成和转化所产生的国家治理效能。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是对实际治理问题的解决。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是基于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和绩效对国家治理能力进行准确评价，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是强度评价和有效性评价。强度评价是指对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评价。有效性评价是指对国家治理能力解决问题实际绩效的评价。每个国家会基于自己的历史因素，形成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特色，同时也会表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当然，这种有效性要根据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情境来进行判断。例如，一个国家在某些问题的应对上相对有效，在另一些问题上可能未必有效。因此，有效性评价是一种相对动态的评价。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应该是一种平衡型国家。平衡型国家的要义是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之间会存在一种相对的不平衡。从学术发展脉络来看，治理理论是从社会中心的视角出发，强调要通过社会诉求来规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而国家治理则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⑤从实践来看，西方工业化国家从自由放任到官僚统治再到协作治理的每一次转型背后，都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平衡。⑥例如，美国在早期的国家构建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力量，所以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国家发展的目标是行政化和集权化。而法国和德国在早期的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力量更强一些，因此在二战之后两国国家发展的目标则更多是社会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数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中国在应对转型冲突中采取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在稳定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吸收民主的要素和形式，扩大社会的民主参与。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社会政策进一步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心与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扶助，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化解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⑧ 因此，平衡型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高层次的目标。这里的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或过程中的平衡，即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⑨主要包括如下三点：第一，系统间平衡。当一个国家的秩序系统过强时，可能会对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形成抑制。同样，对社会的过度赋权，可能会导致秩序系统受到更大挑战。创新系统同样需要秩序系统和赋权系统的支撑。琳达·维斯(Linda Weiss)和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将这类系统间平衡称为国家的“协调能力”(coordinating capacity)。⑩第二，强度平衡。一个理想的现代化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不应过强或过弱，而应该适度。国家治理能力过强可能会使得动员型治理成为常态，社会活力会大大下降，创新系统也可能会受到抑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提出了基础性权力的概念，并认为基础性权力是一种双向车道，即其可以通过国家来协调社会生活，同时也使得市民社会可以控制国家。(11)这一概念之中包含有国家治理能力不应过强或过弱的内涵。第三，情境平衡。国家治理能力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会明显不同。例如，在应对危机时，基于强国家能力的动员型治理会更加有效，但是动员型体制在常态下会体现出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国家治理能力需要在非常态和常态的不同情境下形成动态平衡。另外，某些制度的形成是在之前的社会结构和情境之下，但是伴随着社会变迁或者外部条件变化，在新的情境下同样需要动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