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沃达克(RuthWodak)是欧洲批评话语分析的奠基者之一。近期，沃达克教授出版了《话语、政治、日常生活》①一书。她试图结合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的理论工具，来分析政治是怎样“做”出来的；她通过对欧盟和欧洲议员的话语“田野”调查，揭示了政治的“前台”与“后台”在“实践社区”的作用下是怎样进行话语转换的；通过电视作品剖析了“虚构化”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又是如何被现实“真实化”的情形。通过跨学科的方法，作者指出：后台的明显混乱本质上是由实践社区的知识管理构成的；政治家已养成了一种职业惯习；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在政治场域中的地位；互动中预设了许多知识；人们被排除在“后台”的话语实践之外，是人们对政治产生幻灭感的原因之一，也是人们对虚构化的政治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之一。②该书是对政治现象跨学科研究非常有建树的理论著作，尤其重要的是该书超越了对政治的一般分析，走向了“寻常政治”的话语—历史分析，使政治丧失了高悬在庙堂之上的神秘感。沃达克关于政治的话语研究，虽然不能说是一次范式革命，但的确是把政治研究引向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范式。不过，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沃达克由于没有对“政治中的语言”进行分类，而仅仅是对政治家在“政治中的语言”的分析，缺乏对公众的“政治中的语言”的分析，因而使得“做政治”中的“做”之分析缺乏完整性。 一、从技术(结构)范式到价值范式的转变 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出版以后，政治就成为政治学讨论的专门问题。或者反过来说，《政治学》开创了一门新兴学科即政治学，用来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及其原理，从此政治与伦理至少在学科上开始分离。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是一种操作性技术。尽管他也讨论社会团体的“善”和政治团体的“最高尚的善”，但他所讨论的更多的是关于家庭、城邦的构成等技术问题，却很少讨论政治中的伦理问题。③换言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即组织的构成问题，至于组织的价值取向问题、政治家的行为问题的研究则归属在伦理学研究之中。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分析范式可以视为技术分析范式或者又称为结构分析范式。 结构分析范式着重研究政治结构，包括国家体制、政治体制、权力机制的构成，以及结构的正当性问题。体制构成的研究、结构性范式的研究是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而关于合法性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从来不认为有一种最好的政体，而是说可以寻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政体。他指出：政治(政体)研究“第一要考虑，何者为最良好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那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考虑适合于任何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以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往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些政体为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最良好政体”，只有从实际出发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良好政体。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整体构成是“去价值化”的研究。当然，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的合法性研究后来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承继。不过，他们在研究合法性问题的时候，则强调权力的来源和政治活动的形式(如选举、信任、认同等)，这些更带有价值的内容，这也意味着结构范式的研究转向了价值范式的研究。 对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作出价值判断的研究范式即价值范式研究，是伴随着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才开始的。尽管柏拉图(Plato)是最早讨论政治价值问题的哲学家，他在《理想国》中指出，国家的建立在于谋求实现正义，“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⑤不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因过于完美，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在柏拉图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悬挂在政治的头上，很难有实际的政治运作。当然，作为政治价值的正义，柏拉图的思想在行为主义政治哲学那里继承得更加多一些。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是诞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哲学。在他的哲学思想当中，“实证”(positive)是核心。在他看来，科学知识就是实证的知识，实证哲学就是要找到达到实证知识的原则。⑥他的《实证政治体系》一书虽然是关于他自己私人生活的，但该书特别强调人类情感的作用。这对后来的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行为主义政治学早期代表人物是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们都强调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个体或团体政治行为，而且主张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穆勒本人则是兼具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于一身的思想家，正是他把实证主义思想最早从欧洲大陆传播到英国。他关于政治伦理的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就是《论自由》。这本书第一次从个人的价值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正如书中所说：“即使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有一种意见，而只有那一人持有相反的意见，人类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⑦这是因为，穆勒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而得出上述观点的，即“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到底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