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冲击，往往意味着一种双重转型压力：一方面，生存与竞争的动机①带来了适应性挑战，型塑着与之匹配的政治与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两分又造成了断裂性危机，动摇着前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整体性根基。②于是，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能否以较小的风险和代价推动转型，在“从边疆到边界”的转化中③保留“中国”的完整性，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议题。显然，对于这一议题的有效回应，不仅需要移植与建构新制度的尝试，也没有理由排斥从“古代材料”中去努力发掘“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④。而作为一种深层“文明结构”，“大一统”的独特价值无疑是不应被忽视的：从历史上看，它对应于一整套不断生长、完善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中的许多成分经历了现代化荡涤后仍然存在，并为当代中国的治理提供了有益资源；从思想文化上看，它塑造出中国人具有对政治统一与稳定强烈诉求的心理特征，从而为中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⑤，避免陷入分裂窘境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从政治认知与认同的角度上看，“大一统”也不失为在现代语境中诠释“何谓中国”“何谓中华民族”的一种有用资源。总之，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存在，大一统是以政治思想为核心，以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政治实践为依托，以文化影响扎根于本土的重要传统因素，它既难以被彻底摧毁，也无需被完全颠覆；它不应被粗暴地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包袱，相反，却完全可以通过得到科学的诠释和合理的运用，成为重新连接现代化冲击下一度断裂的“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枢纽，使中国发挥出制度与文化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而有力地验证人们确实“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成绩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⑥这一论断。因此，对大一统的当代阐释本身，正是当代中国学术跨越“西风东渐”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完全可以为在现实的语境中重建中国理论界的“学术自主”“学术自信”做出贡献。⑦ 一、问题的提出：大一统为何需要得到思想史的重新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一统当代价值的有效开发，终究不能停留在对其浅薄的“自古以来”式的认知层次上，同样，沿着所谓“整理国故”“复兴传统”的旧路，大一统也并不会自动嵌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这就提出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一种新的考察维度的问题。简言之，我们需要大一统，并且能够运用大一统来服务于现代中国，本质上取决于它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是“多元一体”⑧的，始终处于包容开放、变化成长的进行时态中：它既是传统国家建构的产物，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它既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演变轨迹，也接受着现代化进程的革命性改造。大一统从来都不是按其字面含义来一劳永逸地规定了中国历史，而是在自身的变化中适应并影响着中国历史。这种“变中求统”的认知原则，将引导着我们确立起正确的思想方法前提，并且依托全面的历史考察为基础，诉诸理性的现实关怀，去建立起历史与现实间的有机关联。相应的，那种在回溯大一统历史记忆中发现的文化自信也将变得更加稳固，而对大一统资源的其他“解释性”⑨运用也将更加得法、有效。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学术史还是政治史中，大一统都应首先被定义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因此，思想史方法的选用，将直接影响到思想史角度切人大一统研究的路径与结论。一段时期以来，受限于“追踪-回应”西方主流的研究范式，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倾向于直接套用西方哲学史的传统书法。这使得无论在借用成型概念，编织系统逻辑，还是取舍与诠释材料方面，研究者所致力于呈现的，都只是一个蕴含着思想本体论(ontology)预设，并存在于独立自足空间中的“经典”汇编。但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写法，“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被‘哲学史’描述，实在很成问题。”⑩尤其是对于大一统这类直接关涉到政权合法性与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概念，离开了对其生动政治实践的考察，离开了对其“变中求统”表现形态的把握，由“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1)所开启的“大一统”言说，便将只能沦为一种无视史实的精英想象。尤其是当这种思维被运用于服务现实目标的致用尝试时，更会因其对历史想象和当代诉求的拙劣嫁接(12)，而遭遇到质疑者郢书燕说之讥(13)。相应的，那些据此宣称大一统对走向现代的中国具有“长治久安之理”(14)意义的说法，必将被归为建构“虚假的统一性”的“超级文本”(15)。但试图重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中国人而言，由于受影响于上述的“正典解读”式的思维误区，而对于连带着取消大一统的历史实在性与重要性，却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事实上，大一统的文本意涵与其实践历程间不尽吻合这一事实，并不见得要被解释为传统/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治理实践本质上无异于西方的明证，(16)而完全可以得到更积极的解读，一种既避免将特定传统思想资源“刻意窄化和盲目自大”(17)，又使思想史研究能够回应非西方道路探索需求的积极解读。在此，一切问题便都回到了在思想史考察中认识大一统的起点上。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我们需要突破“思想家的思想史”“正典解读”这类画地为牢的定式束缚，在更宽广的问题视野中重新勾画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相呼应、历史与现实相交缠的立体形象，从而把大一统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解放出来，在变动的时空中找到其历史、现实和未来存续的合理性依据。为此，我们不妨以思考如下几个大一统研究中具有理论张力的问题入手，尝试在新的语境与逻辑中重建对大一统的思想史研究。 二、大一统是“永恒智慧”还是特定语境中“问题逻辑”的产物 众所周知，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解读路径之争中，后者取得了“主流学界内的显学”(18)的地位。但在中国学界讨论思想史中的本土概念时，究竟是从诠释“正典”(the canonical)入手，来归纳出由连贯的文本所织就的“永恒智慧”(perennial questions)线索；还是从语境分析(read in context)入手，来分析孕育大一统思想连续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仍然是一个争议性问题。究其原因，则不外乎因为中国学术史与西方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惯性交集，也就是前者源远流长的“是古非今”传统和“春秋笔法”，与后者“回归古典”、反思现代性的主张以及强调“隐秘写作”(covert writing)方法间产生的共鸣。当然，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思想文本时，这种方法并非全无意义的。毕竟，在“政治隐语”中传达“经世”情怀确实构成了许多中国士人的思想表述方式，但这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主张的哲人是为了使其惊人思想只限于在同行间传播的理由却是存在着差异的。而且，在不同时代中是否使用隐语，以及隐秘写作的程度，其实更多地取决于政治上的必要性。因此，今人在解析所谓“文本阴谋”时，不必也不能让自己陷入过分揣测作者原意的“过度诠释陷阱”中。因为，在此视阈中，通过当代人对古典文本的拼接和连缀，往往呈现出一种固化的、一以贯之的大一统观念。用常见的表述方式，就是笼统地强调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固有遗产”，是“思想先行继而转化为政治实践”(19)的古老成果，构成了“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式”(20)，从而也能够直接作用于论证当代中国的“道统合法性”和统一的“有效性与必然性”。(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