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分析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从发展阶段来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传统研究范式阶段、西学研究范式阶段、马克思主义范式研究阶段、三种范式共存阶段。 (一)传统的研究范式阶段(20世纪10年代以前) 这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尽管还没有成为一门学科，但是已经有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自先秦诸子百家以后，各派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尤其是以儒家著作为代表，被后来许多的学者研究和阐释，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而政治和伦理很多时候又是重合的。从研究方法来说，可称之为传统的研究范式。自先秦开始，围绕着《春秋》的解释，形成了考据与义理两大研究方法，自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所谓汉学与宋学研究的特色。前者注重运用相关材料对文献本身进行解释，其根本治学方法，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后者则主要根据经典阐释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宋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其著作《太极图说》奠定了宋学发展的方向。宋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在继承二程“天理”思想的基础上，将“理一分殊”作为理学的本体论模式，并且得出“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汉学的研究方法到乾嘉学派达到顶端。乾嘉学派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等人，他们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其代表著作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尚书古文疏证》等涉及到对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政治思想研究理论。晚清时期的经学家孙诒让曾著有《周礼政要》一书，其从政治认识的角度，将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多少涉及到一些政治观念，不过从主要内容看，孙著的研究范围和认识特点均不属于政治思想史。[1](pp143～152)这一时期，没有明显的学科意识，基本都是依托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思想的主旨基本围绕着王权主义做论证。 (二)西学的研究范式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自20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22年，梁启超在其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中道：“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2](p1)是知在1900年之后，梁启超已经开始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不过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梁启超本人亦仅作“断片的发表”，显然此时还没有学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专题的思考，更没有人进行总体的把握。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20世纪初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则属于草创而未就。据上，我们可以断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有二：其一，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被列为课程，搬上了课堂。据载，1922年，梁启超分别于春季和秋冬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及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其二，有两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问世。一是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后者的书稿完成时间是1922年。梁在“序论”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研究的内容及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等等，都做了详细的阐述。 从课程的设置来看，南开大学于1928年，中央大学于1929年，北京大学于1931年，清华大学于1932年，分别在政治系设置了“中国政治思想”课程。从研究的论著来看，则出版了多种以“中国政治思想史”命名的著作：陈安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2)；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1935)；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国立编译馆，1946-1947)。就研究方法来说，可称之为西学影响下的研究范式，简称西学范式。这里的西学不包括马克思主义。他们一些结论的得出明显受西方的影响。梁启超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征概括为“世界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分类，梁启超提出三种方法：第一是问题研究法，即先把所要研究的内容划出范围，然后根据研究对象拟定相应的题目，每一个题目都按照时间顺序阐述其古今变迁和发展。问题研究法的长处在于，可以对各种重要的问题做出系统和详实的研究，并且最适合实地应用。其短处主要是当时代隔断，不容易看出思想变化的原因，而且每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第二是时代研究法，即按照时代先后顺序研究政治思想，在同一时代中，以思想家出生时间作为顺序。时代研究法的长处在于，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政治思想变迁的轨迹，又可以通过详细研究每个时代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推导出政治思想变迁的动机。其局限性主要是同一时代中资料繁多，对于各个问题难以详细叙述，而且各学派的先辈和后辈年代隔离，难以把握政治思想的脉络。第三是宗派研究法，按照各种政治思想的特点划分出不同的思想派别，以每个派别为对象来研究其思想。宗派研究法的长处是易于说明各学派的渊源、变迁和思想分支，同时易于比较各学派对于具体问题的主张。其短处在于若时代隔断，难以说明学派思想的进化顺序，各学派末流相互影响较深导致难以正确地归类，而且某些有独立思想但是影响力不足的学派容易被漏略。杨幼炯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特征也概括为三点：神权主义，以家庭为本位和民本主义。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以“民本主义”作为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民本主义横亘古今，而孙中山则是民本主义的集大成者。例如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分期进行概括，他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创造时期，孔子降生(公元前551年)至始皇统一；因袭期，秦汉至宋元；转变期，明初至清末；成熟期，三民主义成立至今。他认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成熟。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他认为有三个层次：首先，研究政治思想之时代背景，“即政治思想产生之时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包括政治制度、实际政治情况、政治动向、生产方法的变化等等；其次，用历史的比较方法，以研究政治思想之变迁；最后，要研究各个思想家的个性。[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