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9)01-0115-07 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被看作西方政治民粹化的历史性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西方民主走向民粹化，西方民主政治进入了民粹化民主的“新时代”。一时之间，学者们(刘瑜、段德敏、柴尚金、Bennjamin Moffitt，2016；赵可金、马峰、俞可平、林红、林德山、丛日云、佟德志、程同顺，2017)对西方民粹主义再次兴起的现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纷纷探讨西方自由民主存在的危机及其缘由。然而，学术界的探讨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探讨模式，即讨论民主与民粹之间的张力，沿着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知识精英的路径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在实践过程中的危机现象。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西方知识精英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鸵鸟式思维。[1]西方政治精英无视社会底层群众的正当性诉求、将群众污名化的观点不仅仅是为了掩饰政治的现实真相，更是为了掩饰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与实践历程本身的欠缺。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会从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发展到当今的民粹化民主不仅仅是现代性发展带来的民主回潮与民粹主义的简单历史复发，也不仅仅是民主实践中民众出现了非理性，西方政治历史传统及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的价值缺陷和理论逻辑瑕疵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西方民粹化民主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源。 一、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建构历程与民粹化民主释义 在具体分析归纳西方政治历史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的价值缺陷和理论逻辑瑕疵之前，有必要对现代西方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论建构历史以及民粹主义的内涵做一简要回顾。 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建构过程，熊彼特对民主概念进行改造、达尔将民主自由化、李普塞特赋予自由主义民主合法性。[2]自然，熊彼特可以算是这场民主理论与观念革命的始作俑者。熊彼特以美国现实政治为参照，采用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3]批判古典民主理论不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习惯，批判功利主义不能给类似消费者的政治选民带来现实感、责任感、有效感，并认为由于群体心理的影响，人民的意志本身是虚幻的泡影。进而，熊彼特提出了新的民主理论，即政治问题决定权与选举代表二要素颠倒次序的民主理论。在“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的命题之下，规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4]278在这里，熊彼特认为命题的正确性在于民主方法改进了民主过程，民主方法包括民主方法能够提供判断民主与非民主简单有效的标准、民主方法不会抹杀领导权、民主方法不忽视可能的集体意志、民主方法限定了竞争的范围并切实可行、民主方法给予了个人客观的自由、民主方法提倡建立政府的首要职能并削弱了选民控制领导人的作用、民主方法是重要的见解等七个方面。[4]278-281可以看出，熊彼特关注人民意志或共同福利的现实与领导权选举之间的张力，试图将民主看作一种方法，以便调节这种张力。因此，以达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看到了熊彼特民主理论的片面性。正如赫尔德所说，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很少关注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重要现象，例如“社区联合会、宗教团体、工会和商业组织这类广泛存在于人民生活中，并几以复杂的方式把人民的生活与形形色色的制度联系起来的‘中介’团体。”[5]人民意志与领导选举权之间的张力问题同样受到达尔的重视，不同于熊彼特的不可调和论，达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组织观察到利益集团通过相互竞争达到各方满意具有现实可能性。进而，达尔通过批判麦迪逊式民主与平民主义民主，在继承熊彼特竞争性选举等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达尔主张权力的多中心主义，权力的多中心是由社会中的意见、利益、冲突、权力多元决定的。社会权力的多中心原则要求权力相互独立、相互分割、相互制衡。达尔在继承社会权力制约权力的传统政治思想之同时将民主自由化，提出了包括选举权、自由权内涵等七大标准来评判政治制度的民主性。[6]如果说以熊彼特、达尔为代表的民主理论家仅仅是把选举与政治制度关联起来的话，李普塞特则将选举与政治价值、制度信仰进行了关联。李普塞特深知“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危机”，[7]55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中的合乎法律性置换为合乎选举程序性。进一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选举成为了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7]204于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完成了理论建构，不仅仅证明了自身社会是民主社会，还具有了强烈的理论攻击性，向非西方世界输出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模式。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赢得了民主话语权。但是，对话语权的占有并不等于对真理的占有，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西方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终结性制度。在西方民粹化民主盛行的当下，这早已成为了西方学界的常识。那么什么是民粹化民主呢？民粹化民主是伴随近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出现的新现象，它具有传统民粹主义的旧特征，同时也具有新的结构性、制度性特征。首先，传统民粹主义旧特征是指其继承了民粹概念起源意义上的内涵。从起源上，民粹主义分为美国民粹主义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美国民粹主义是指19世纪末为保护农民、小工业者利益的激进性乡村运动，主要以美国人民党为代表；俄国民粹主义则是指19世纪中期俄国知识分子倡导的一种革命思潮，这种革命思潮主张发展社会主义无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小农经济即可达到社会主义，认为革命的动力在于俄国村社农民。现代西方民粹化民主继承了这种传统民粹主义反体制、诉求激进化、情绪化、非理性化、短视化的社会底层立场。其次，“民粹化民主”是民粹加“民主”的民主新模式。这里的“民主”当然是西方政治理论家及其精英分子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实践经验认同。对于历史上民粹主义要求改变政权性质的激进，这一次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则温和得多。新民粹主义借助于现有政治制度(比如选举制度)支持那些违反“政治正确的领导人”，新民粹主义并不推翻现有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权组织，而是积极利用这些现有的制度体系尽最大可能地赢得合法性。不过这种合法性的认同却使得决策结果出乎意外，无论是政治领袖的选举还是重大政治决策的结果都很难称作理性行为的结果，不能得到本国知识精英及国民的普遍认可，使得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形成分裂。因此，西方民粹化民主现象与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之间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恰恰说明了西方民主理论、民主信仰、民主实践存在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文化蔓延危害民主真谛 人类从历史走出，又以一定形式走近历史，甚至走进历史，历史怪圈似乎就是人类要面临的魔咒。西方民粹化民主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在走近自己的历史。罗伯特·达尔在论述政治平等时，认为利他主义、同情、移情、怜悯、嫉妒、愤怒、义愤、仇恨等情感是促进人类政治平等的动力。达尔用僧帽猴(capuchin monkey)实验与人类政治行为相关联，在认同僧帽猴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人类会像猴子一样受到情感的指引，即收获的分配和对结果的可能替代的选择给予人们判断公平感于人类来说是重要的驱动力。[8]26罗伯特·达尔从现代科学实验出发阐述了情感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政治学原理。对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不平等，达尔认为伴随市场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政治文化是造成政治不平等障碍的重要原因。不过达尔根据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坚信贪婪的消费者将变成积极公民，公民文化将取代消费主义文化。[8]68言下之意，即使资产阶级欲望与激情产生的非理性政治是存在的也是暂时的；在历史进程中，不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均衡发展模式担忧，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资产阶级会自觉寻求新的满足感和成就形式。在达尔看来，社会本应该是一个资产阶级自觉引导社会前进的过程。似乎资产阶级在这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了领导者地位，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达尔这种内在的假设资产阶级具有合法领导权、合法使用资本权力以及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平等为正当合理的论证与熊彼特的论证逻辑如出一辙。熊彼特对勒庞所揭示的政治人性表示认同，他说“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4]267然而，熊彼特从政治消费者的现实感、责任感、有效感逻辑出发的认识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的默认，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平等现实的默认，他的理论内在地假定了资产阶级消费资格的优先权。可见，资产阶级的逻辑是消费市场中资本占有者具有优先消费的资格，政治市场中资本占有者同样优先享有各种政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