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2007年第3期(总第59卷)。 “关键节点”这一概念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制度主义文献中的很多因果论证都假定了一个有关制度演化的二元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制度演化具有以下特点，即：制度的稳定和复制会经历各种相对较长的路径依赖时期，这些相对较长的时期偶尔会因为短期的制度波动(它们被称为制度节点)而出现中断，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更加剧烈的制度变化。这些论证背后的因果逻辑强调在历史关键节点处作出的选择所产生的持久影响。这些选择排除了其他替代方案，导致了各种制度的建立，这些制度会产生自我强化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各种进程。用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的话说，节点是“关键的”，这是因为它们使制度安排步入正轨，而制度步入正轨后是很难被改变的。对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路径依赖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因果机制，而关键节点构成了许多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 尽管作为制度平衡的起源时刻的关键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有关路径依赖的分析很少涉及它们，而是专注于在路径依赖过程开始后发起的制度“复制”阶段。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对整个政治发展的宏观历史分析。遵循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引用了“分枝树”(branching tree)的隐喻来描述如下观念，即制度发展的轨道在关键节点处会发生分叉。这些学者将制度形成的各种时刻置于他们分析的中心。虽然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宏观历史分析对关键节点分析框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这些分析在潜在地引导其他子领域中的学者基于关键节点展开论证方面存在不足。尽管它们明确引用了一种借鉴制度经济学的更普遍的制度发展模型，但宏观历史分析所形成的理论框架适合它们自己领域的研究主题，而不适合其他许多制度分析领域中有关关键节点的研究。事实上，宏观历史分析通常将发生在关键节点中的偏离现象解释为是由结构上的先行条件造成的，而不是源自关键节点自身发生过程中的行动和决定。 除宏观历史传统下所进行的研究外，其他研究对关键节点概念的引用很随意，在方法上或概念上缺乏足够的严谨性。正如我们下面所讨论的，大量研究都从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研究方法获得了启发，这些研究或含蓄或明确地将制度形成的时刻视为这样一个时刻，即在该时刻，各种具有高度偶然性的小事件能够在选择一种具有弹性的、可以自我复制的制度平衡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这些文献很少能为那些想要运用关键节点这一概念的研究者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显而易见，与用于分析路径依赖过程本身的丰富的概念工具(如收益递增、锁定、时序)相比，定义、研究和比较关键节点缺少可供利用的概念工具。关键节点及其同义词通常被当作谨慎建构起来的制度发展过程的异常中断点，或一个“特殊契机”。本文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 我们要解决与历史制度主义解释中关键节点的使用有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上的，一个是经验上的。首先，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关键节点?虽然在原则上，关键节点可以被用来解释各种发展过程——从进化生物学、宏观历史学、组织决策过程到个人生活史等，但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制度分析。在制度分析中，关键节点通常体现为这样一种情境，即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组织结构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显著减弱，这会导致两个主要的结果：第一，对强势政治行为者而言，可选择的范围会大大扩展；第二，他们为了最终结果作出的决定具有的影响力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偶然性变得极为重要。我们给出了关键节点的定义，旨在促使研究者在制度分析中更加严谨地使用这个概念，我们也希望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能够更加富有成果。 其次，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关键节点?在政治行为者的自由度及其决策的影响力获得提高时，什么是分析这些时刻的最佳路径?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又应该使用哪种推理方式?这些方法具有哪些优点和缺点?我们认为，因为高度偶然性是关键节点的一个核心特征，所以反事实分析和叙事性过程追踪尤为重要，并且必须明确用来研究关键节点。在此背景下，我们也会解决与关键节点的横向和纵向比较相关的具体问题。我们还为与关键节点的因果性影响有关的各种竞争性理论主张之间的评判提供了标准。 二、有关关键节点和制度形成的文献综述 政治和制度发展的二元化概念在社会科学和政治史中有着古老的渊源，这一二元化概念建立在如下两种情况相互交替的基础之上：一边是变动的和快速变化的时刻，另一边是相对稳定的和进行制度复制的较长时期。一个早期的例子可以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有关现代市场经济兴起的经典研究中找到，他对“关键时期”(critical periods)和“连接起延伸的时期”(connecting strecthes of time)进行了描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坦·罗坎(Stein Rokkan)也是这方面的先驱，他们将西欧政党制度的起源追溯至每个国家历史中的“三个关键节点”。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强调了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所谓的“分枝树模型”(branching tree model)的重要性。在这一模型中，在关键节点时刻作出的选择摆脱了制度发展的长期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