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10-0160-06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成仿吾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以辛克莱的“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自觉地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武器为基本文艺观，他们对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的理解不仅受到来自以人性论为基点的梁实秋等人的反对，也受到同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艺论的“自由人”胡秋原的理论批评，就连后来成为同一阵线的鲁迅也持不同意见。但在30年代初“左联”成立之后，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环境所决定，这种极端政治功利性的文艺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省，而是被更具政治影响力和理论影响力的瞿秋白、冯雪峰等人发扬光大，瞿秋白的“留声机论”更是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标签。这不仅因为他们是直接参加政治军事斗争、具有很高声望的党内知识分子，还与当时的苏联文艺政策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正是后者为政治工具论的左翼文艺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权威性的理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对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和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献——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一、“党的文学”——误译、传播与争议 在1982年之前，《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直被译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被视为列宁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重要文献，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甚至曲解。该文写于1905年11月，是列宁论述党的报刊工作和其他文字宣传工作的重要文献。当时，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胜利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形势而颁布《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许诺“赐予”民众以“公民自由的坚实基础”，即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废除对报刊的预先检查制度。在此之前，俄国无产阶级是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党的观点只能在“非法”的条件下进行。现在，从法律上说，可以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通过“合法”的途径宣传党的观点了。但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是替俄国争得了“一半的自由”，不同党派群体的思想斗争需要建立党领导的出版社、报纸、书店等，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①正是根据当时政治和思想文化斗争的需要，列宁写下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指出：“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引者)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②文章的主要精神是强调党的报刊杂志要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宣传工具和武器。 在20世纪30-8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文艺理论界一直认为，这是列宁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的文献，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重要发展，并且还把它作为一般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标准。但从一开始，其中就存在着误译、曲解和断章取义。列宁的这篇重要文章最早的中译文出现在1926年12月的《中国青年》6卷19号第144期上，标题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文章的中心词是“党的文学”，还出现了“文学家应当无条件加入党”这样明显不合常理和曲解原文意思的文句。1930年，“左联”刊物《拓荒者》1卷2期上又刊载了成文英(即冯雪峰——引者)的译文，题目译为《论新兴文学》，是从日本冈译秀虎的译文重译的，其中把此前的“党的文学”译为“集团的文学”。30年代真正明确提出“党的文学”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瞿秋白的译文，但他并没有完整地翻译列宁的原文，而是在翻译苏联亚陀斯基等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的注解中，涉及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解和翻译，是因为关键词“jintepatypa”既有文献、出版物等含义，也有文学之义，但联系全文的语境和内容，这里的含义应是出版物，包括报纸、刊物、书籍等。但苏联注者带着“岗位派”、“拉普派”文艺观的一贯特征，把文学的阶级性看作其唯一特性，因而在引用列宁的这篇文章时，为我所用地把列宁关于作为宣传工具和革命武器的党的宣传工作、党的出版物的党性要求普遍化为对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的要求。③而这种理解正符合政治家、革命家身份和视角的知识分子瞿秋白等人的现实斗争需要，也和20年代末以来的武器论、工具论文艺观一脉相承。因而，“党的文学”和文学的党性原则成为“左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信条被传播和运用。所以，我们看到，30年代初“自由人”胡秋原在与“左联”的论争中就引用了左翼理论家所误译的列宁的话语，并持保留与怀疑态度：“伊力支(即列宁——引者)说过文学应该是党的文学，强调过哲学之党派性。不过，一个革命领袖这么说，文学者没有反对的必要……然而既谈文学，仅仅这样说是不能使人心服的。”④胡秋原似也受翻译的影响，认为列宁曾提出“党的文学”，但他凭直觉却感到了“领袖”的政治要求和“文学者”的艺术作为之间的差别，即政治要求需要通过文学者的主体得以体现，而不是将自身完全客体化和工具化。冯雪峰在《并非浪费的论争》中则回应说：“列宁的关于文学和哲学的党派性的原则，当然应该在普罗革命文学创作上，尤其在批评上来应用，发展。”⑤这些是当时错误译文的传播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