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看来，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是与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一类的“硬科学”紧密相连的研究方法。正如曾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劳伦斯·A·洛威尔(Lowell A.Lawrence)于1910年对同行告诫的那样：“我们(这一学科)被实验的可行性所束缚，所以政治学是一门观察性的学科，而非实验性的”[1]。不过到了1997年，时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奥斯特罗姆(E.Ostrom)却宣称：“通过将实验研究作为推力，引入已被学界广泛运用的现场研究方法(field method①)之中。21世纪的政治学研究，将在探求具有牢固理论基础的人类行为理论，及不同制度安排对行为影响的理论方面，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2] 为什么相隔80多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两任主席会对实验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做出截然相反的论述？国外政治学界对实验研究态度的转变能够为实验研究在中国政治学语境下的实践提供怎样的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国外政治学实验研究在方法论与实际研究方面的发展，分析促使实验研究获得学界关注的因素，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 一、国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 (一)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方法论沿革 作为逻辑推理理论的“密尔五法”(Mill Five Methods)可以视为政治学实验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起点。J.S.密尔在1843年出版的《逻辑体系》一书中提出了归纳因果关系的五种方法。②密尔认为其中的求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可用于在本质规律发现过程中明晰充分条件。具体而言，假设有两种情况｛ABCD｝与｛BCD｝，只有第一种情况下观察到事件X被触发，那么A就是X发生的“充分条件”。求异法的推理逻辑启发了研究者在探究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特定单个或多个变量进行操控，进而构建出实验研究的大致框架，即实验研究是研究者在探究事物之间确切因果关系的过程中，通过操控与所探究因果关系相关的单个或多个变量(自变量)，并设置用于这些变量经过操控后所产生影响的变量(因变量)。③ 不过，受到当时研究条件与密尔研究逻辑本身的局限④，这种源于“密尔五法”的实验逻辑仅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的操作。而实验研究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则要归功于英国遗传学家、统计学家罗纳德·A·费希尔(Ronald A.Fisher)在20世纪30～50年代对密尔差异法逻辑的改造。⑤其中最为核心的步骤便是随机分配，通过将研究对象随机配置到实验组与控制组，从而排除导致因变量变化的其他干扰因素。具体原理是：实验组与控制组的随机分配使得研究对象总体以相同的可能性被分配至任意一组中。因此，从统计学角度考虑，只要两组样本的容量足够大，那么两组的平均数应当没有差异，即所谓的虚无假设(null hypothesis)。若是在没有进行实验操作的条件下，研究者观察到各样本组之间存在差异，便可以将之归因于偶然性并加以排除。[3]基于此，费希尔改造了探究因果关系的推论过程：假设一个对于研究对象的平均数，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在实验操作后出现了统计学差异(statistical difference)，而且该差异不能归因于偶然性(从而加以排除)，那么该差异便可以支持一个可能存在的规律。 这样，费希尔以通过概率统计与推断得出的具体的、排除了偶然性的规律证据，取代了密尔的“绝对规律”，从而使实验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与此相对应，随着费希尔提出改造后的实验逻辑，政治学研究实践中的实验研究开始由早期的探索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随机实验(random experiment)。 (二)国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历程 1.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早期探索 戈斯内尔(Harold F.Gosnell)⑥于1924年秋天在芝加哥研究了无党派倾向(nonpartisan)游说信对该地选区投票率的影响。[4]由于该实验中出现了对随机分配(random assignment)的有意识运用，以及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对照组(control group)与实验组(treatment groups)的操作，因而该研究被认为是政治学研究中最早的实验研究方法应用实例。⑦此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早期探索还包括霍夫兰、拉姆斯登和谢菲尔德等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为陆军部辖下的研究机构工作时，通过将士兵随机分配为实验组(观看有关法西斯罪恶的系列宣传片《为什么我们要战斗》)及控制组(不观看该片)，研究了战争宣传片对士兵抗击法西斯德国意愿的影响。[5]虽然在一些学者看来，戈斯内尔以及霍夫兰、拉姆斯登、谢菲尔德等人的实验研究在随机分配的操作上存在漏洞，所以只能将其称为受控干预(controlled intervention)研究或受控现场实验研究(controlled field experiment)，而不能称为真正实验研究⑧，并且其中一些学术文献部分涉及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是为如何在政治学研究中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构建了基本框架，并在方法论上启发了后来的学者。 2.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合法化”历程 学界普遍认为，最早于政治学专业刊物上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研究文献是厄尔德斯维德(Samuel J.Eldersveld)在1956年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实验性宣传技术与选举行为》[6]一文，文中也提到了戈斯内尔实验所起到的先驱性作用。虽然这一时期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所标榜的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效法在向度上与实验研究相切合，但学界对这是否推动了实验政治学的发展有争论。例如，仙托·艾英戈(Shanto Iyengar)认为行为主义所关心的是个人层面的政治行为，所以其在方法论上所倾向的是调查研究方法，而实验研究方法被认为不适于研究现实中的政治行为。[7]不过，应该看到这一时期运用实验方法的政治学研究所涉及议题多为当时行为主义革命语境下较为主流的集体一致性(group conformity)、意见形成(opinion formation)与陪审团行为(jury behavior)。[8]然而，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实验研究还处于学科边缘的尴尬境地，在70年代以前公开发表的政治学实验研究论文仅有13篇(包括戈斯内尔等人的早期研究)。[9]并且，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往往需要“被迫为他们所选择的方法作辩解”[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