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为公民赋权提供了重要工具——可是全球民主发展却僵滞不前。为什么会是这样? 当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悖论。在本世纪前15年，传播与信息技术取得了惊人进步，其中包括：数字化、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不断涌现，大量受众可以使用视频播放平台观看节目，全球数十亿普通民众可以接入互联网，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进步。现在，普通民众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信息传播与数据共享对他们而言也变得非常容易，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强大的新媒体工具结成网络，所有这一切革命性的信息传播变革，都意味着公民个人的深刻赋权。不过，尽管在信息传播技术方面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变革，但是同样在本世纪前15年，民主政治(一个基于为个人赋权理念的政治体制)却在全球停滞不前。目前，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远远不如本世纪前几年多。许多民主国家，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还是新兴的民主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体制衰败和公众对其信任的丧失。 我们如何解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现状——一方面，能够为个人赋权的新媒体技术，飞速向前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出现了总体衰退?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咨询了六位研究政治变迁的专家，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国家视角。下面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文章最后，我本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1.长期关注本地区发展 奥米迪亚网络公司(Omidyar Network)政策总裁马汀·蒂内(Martin Tisné)认为，这一疑问的部分答案在于一个众所周知，但又关键的事实：精明的威权领导能够限制技术对普通公民的赋权效应，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打击公民活动空间(许多国家都这样做)，或者是利用新技术来为他们反对民主体制的目标服务，比如利用新技术来追踪民运人士的行踪和活动。 但是在此，我想强调一个与众不同，而且又很少得到讨论的因素：通过技术实现民主赋权的许多实例发生在地区这个层面，如果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衡量民主实现与否，地区层面的研究基本上不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许多国家，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公民，可能会不满意自己不太民主的政治领导人，但在使用这些可以利用的技术工具时，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本地区的发展问题上——他们会利用FixMy Street(是一个由民间组织创办的网站，用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汇报、查看和讨论，像涂鸦、道路坑洼和非法倾倒这样的市政问题——译注)来吸引本社区的居民，他们也会利用电子网络Budg IT来监控本地区官员的花销，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电子网站Mejora TuEscuela来追踪当地学校在各方面的表现。换句话讲，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以一种次国家(sub-national)的方式得到推动。这些技术的使用让民主行动在许多国家的小块地区落到实处，但是这些民主运动并没有导致国家政权发生改变。 在未来的10～20年内，也许会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全球民主变革总体图景：当技术推动的政治创新模式扩展到人口集中的城市中时，就会让市长和市政委员会站到民主改革的前沿。此外，在公民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技术赋权并不直接联系到政治。例如，让贫困人群获得前所未有的金融服务，帮助政府制定最贫困社区的财产权利。在未来几年，这种缓慢的社会经济赋权形式，将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效应。 2.威权统治者也知道如何利用技术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首先，出现这种异常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民主的全球命运是由多种不同的偶然因素所塑造的。目前，尽管出现了一些强有力的支持民主发展的因素——比如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解放技术”(尤其是手机)的传播，公民社会广泛的发展——但是近些年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遏制了技术扩散能够带来的积极效应：威权国家(像俄罗斯和伊朗)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其效率和决断力不断衰退；在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常常会破坏人权和良好治理。在过去几十年内，民主扩展到了世界许多地区，但是这些地区实现民主的客观条件并不太好。因此，国际和国内的参与者需要采取既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避免这些摇摇欲坠的新兴民主国家，只是因为体制性腐败和道德冲突等问题，而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 其次，尽管这些新传播技术可以为公民赋权，它们不仅为公民个人和集体赋权去做民主的事情，这些传播技术也可以变成快速传播谣言、种族诋毁、仇外，以及其他极端情绪(甚至意识形态)传播的平台。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中，“仇恨电台”(Hate radio)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中，社交媒体的确能够激发仇恨和偏见。在一些转型国家(比如泰国)，社交媒体导致了分裂的政治生态；在美国和欧洲，这种由新媒体驱动的极化政治也时有发生。当极化政治出现后，如果没有一个基于民主游戏规则的健全协商机制，那么宪政原则就岌岌可危。 最后，在监视、限制，甚至在关闭解放技术方面，威权统治者都会显著提升他们的策略，伊朗和俄罗斯在这方面走得最远。 3.一直存在的技术限制 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副教授塞尼姆·艾登·都齐特(Senem Aydin Düzgit)认为，当人们兴奋地沉浸于新传播技术潜在的变革力量时，他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富裕的民主国家之外，还有许多人并不能接近和使用这些新技术资源，比如土耳其。在新兴民主国家中，从经济发展来看，土耳其还是相对成功的一个国家，但在土耳其仍然有将近一半的家庭没有接入互联网。因此，土耳其的民众仍然依赖传统媒体(如电视)来获得新闻和政治信息。这些传统媒体加上有效的政府审查，让作为另类信息渠道的互联网的解放效应大幅缩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