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wujss.2015.03.006 理性选择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基础，尝试对复杂的政治现象进行简单而明确的解释。具体而言，理性选择理论把复杂的政治现象化约为理性人的自利行为，通过实证观察不断修正其假设，扩展理论解释力与解释范围，从而具备了强大的“外溢”效应，在政治学领域得以广泛应用。更重要的是，理性选择把政治学理论建构的方法上升到了新的境界，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可以说，理性选择理论构成了政治科学研究的一种主流的范式，其理论建构逻辑和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改变了政治学的面貌，重构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尝试从理性选择的理论基石、理性概念的演化以及争论三个角度梳理其发展脉络，希望有助于加深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识。 一、理性选择的理论基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政治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逐渐走上了现代政治理论构建的阶段。由于此时政治理论趋向于严格地与政治哲学或道德评判分离，期望完全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故称为经验理论。对这种理论建构方式与过去完全背离的趋势，伊斯顿称之为政治学的理论革命(Easton，1966：2)。当然，政治学理论革命和经验理论发展并非完全是政治学家的贡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此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一些经济学和数学家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早在两百多年前，法国数学家让-查理斯·波达和马奎斯·孔多塞就开创了投票规则问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理性选择研究的滥觞。此外，在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及托马斯·霍布斯的论著之中，都曾或多或少涉及理性选择理论。1929年，哈罗德·霍特林提出了著名的霍特林模型，为安东尼·唐斯阐明空间竞争理论的特征奠定了基础。 现代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是伴随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布莱克、布坎南和阿罗的数篇重量级文章相继发表，理性选择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在研究者视野之内(Mueller，1997：3)。1951年，阿罗运用经济学的模型，指出了民主制度的内在限制，引发了学界对民主社会中投票规则与社会选择问题的研究兴趣。在随后的40多年的时间里，沿着阿罗论证的逻辑，社会选择理论中又相继证出了许多“不可能定理”或“悖论”①。这一时期，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受到了1957年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1962年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和1965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影响。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政治学研究的“经济学路径”的确立，填补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空缺，也扩大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与内容。 (一)立法者、选民与政党行为 1957年唐斯把霍特林的空间竞争模型运用在分析政党竞争问题，把地理距离转化为意识形态空间，解释并预测出了政党为获得最多的选票支持所采用的定位策略。唐斯把选举比拟为经济学里的交换市场。选民与政党都希望通过这个市场，交换各自所需。对唐斯而言，每个政党的竞选纲领相当于赢得大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政党的任务清单。同时，唐斯运用经济学逻辑和空间模型分析了两党制下的投票行为，认为当两党在赢得选民支持的努力中，沿着意识形态的空间抢占有利定位时，两党的纲领会向“中间选民”的意识形态位置趋近。唐斯的论证结果深刻地影响了政党政治研究，改变了政治科学家对待大众舆论与政治参与的方式。唐斯对政党竞争、大规模选举、理性的忽视和投票参与的解释，重塑了美国政治研究。所以缪勒赞誉《民主的经济理论》对从事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政治科学家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格林、沙皮罗，2004；10)。 1962年，政治学家威廉·赖克的《政治联盟理论》一书付梓出版，推动了早期政治科学研究的发展。《政治联盟理论》一书可能是政治学者为理性选择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在这本著作中，赖克结合了经济学理论和以数理为基础的博弈论，并将之成功运用在政治决策研究，提出了著名的最小获胜联盟法则。更重要的是，赖克长期致力于政治学的科学化，为之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赖克认为政治学最大的贡献应该在于可以把政治行为分析的结果普遍化，经由普遍化，研究者具备预测的能力，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是政治学实现科学化的重要理论工具。 (二)国家形成、政治动员与经济发展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把“搭便车”的概念引入到了政治科学研究领域，探究了集体行为及其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推翻了政治学中盛行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共同假设，即，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奥尔森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却往往会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有害的结果。在奥尔森看来，个人是否决定搭便车的行为，取决于社会压力和个人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团体规模、重复互动、有选择的激励，迫使人们把策略性互动带进集体行动。这样一来，把博弈论引入政治分析就成为了必要之举，推动了博弈论方法与理性选择分析的融合，而这两个分析工具的结合，又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整体繁荣。 此类的理性选择研究旨在探索现代国家兴起的理论解释，探讨民主政体与民主制度的性质及内部的决策过程。显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制度的特征与局限，从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明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决策产出，从而确保政策制定的效率与透明；评估乃至预测选民、政党和利益集团等行为体的行为，从而提高民主决策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而这都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同时，理性选择学者也从最初对政党和立法的关注，转向探索与政治、经济发展与转型相关一般性问题，呈现出了一种经济学转向的发展趋势(Levi，2000：822-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