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是著名美国政治学者、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早年师从亨廷顿。20世纪70、80年代，当现代化理论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界逐渐式微后，国家回归学派和历史制度主义兴起，米格代尔在这个大潮流中进行了调整和反思，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路径，对“国家中心主义”提出了建设性的挑战。《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1988)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2001年，他在《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中又进一步发展和详述了这一分析路径。本文梳理并评析了上述两部代表性著作，并基于米格代尔的研究范式和视角对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 二战后，帝国的解体催生了一系列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在形式上基本都建立起了现代化的构架和组织，从官僚系统到市场组织，再到卫生教育机构，都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态，并对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价值规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检验这些机构的实际绩效，却又发现，国与国之间的运行效果相去甚远，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绩效与初衷悖离的情形。是什么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能力强弱的分殊?19世纪末20世纪初，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国家的宪法与实际运作比作“躯壳”与“内在”，提醒我们在观察一国政治时不仅要看到机构设置与法律框架，还要看实际权力关系。一个世纪之后，米格代尔将这个比喻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国家的外壳可能相像，但内在的东西却惊人地不同。”① 一、路径：“社会中的国家” 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对第三世界的研究最初是被现代化(即发展主义)范式垄断的，社会学是该领域的先驱。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Shils)构建出的“行动的一般性理论”确信社会可以通过一系列对立的二分体模式变量来理解。它们为人们理解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框架：“增长”和“发展”的进程意味着从二分结构的一端发展到另外一端。这个框架的意识形态模式强制社会向一个必然的未来前进。希尔斯坦言，历史的发展或演进就是通向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需要民主……现代化即是科技化……现代化要求国家主权独立……现代化即是像西方这样。”②这样一来，“中心—边缘”、“现代—传统”二分的解释体系就不仅仅在国内、而且也在全世界区分了现代化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差异。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由中心这个强大的发动机启动。在政治学领域，现代化范式的表现便是广为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在伊斯顿(David Easton)政治系统理论和帕森斯功能主义的基础上，阿尔蒙德试图建立一套抽象的理论模型，用一系列普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现象。 米格代尔认为，帕森斯式的现代化范式将国家与社会归入了一个宽泛的“社会系统”中，系统的各个部分都受一种统一价值所支配。因此，这套统一的价值就成了驱动结构进行变革的动力。伊斯顿后来也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反思，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虽然以“结构”为前提，但是关于“结构”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决定性限制都没有任何讨论。③因此，现代化范式虽然看似是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但背后的逻辑却是线性思维的“社会中心论”，即以功能发展结构，功能优先。这一点被后来的历史制度主义者彼得·豪尔(Peter Hall)所发现，并提出：“只有当把因果关系的逻辑起点放到结构上而不是功能上时，结构—功能主义才能发挥解释力。”④ 现代化范式对历史的缺失、对功能的过于强调以及对权威的忽视使其广受批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强调国际体系对于一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却有些矫枉过正。20世纪60年代，亨廷顿预见性的作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重回制度研究和国家研究的轨道，使美国政治学重新拾回自己的身份。80年代以来，国家研究热情复燃。在回归国家学派代表人物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看来，这股复兴浪潮是由于“凯恩斯革命”下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新兴民族国家的道路选择、70年代经济危机使国家作为行为主体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责任等现实原因导致的，因此，现代化理论的社会中心论模式无法全面解释这些新现象。⑤国家回归学派认为，国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竞赛场，而是有着自身利益和政策偏好并将其强加给社会的实体，并且这一实体具有执行能力。这个理论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将行为主义对个体和社会集团的偏好部分转向了国家。它的缺陷在于解释的含糊不清，即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本身并不能解释国家行为。 米格代尔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正是在这个脉络下应运而生的。很明显，他并不认同现代化理论的系统方法，反对简约化的功能决定论。虽然基本站在国家中心论者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天平一端，但米格代尔还是谨慎地平衡着自己的学术进路，与他们做出区分。 事实上，米格代尔毫不掩饰对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的赞许，他坦言自己受到了波兰尼(Karl Polanyi)和亨廷顿的影响。在波兰尼那里，他继承了关于制度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论，“嵌入”这一概念也被他借鉴用来发展自己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波兰尼的“环境”是一种以金本位货币制度和均势的国家体系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在米格代尔关于世界市场对第三世界的影响的叙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波兰尼的影子。至于他的导师、研究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先驱亨廷顿，则更是直接影响了米格代尔。他引用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开头语“国家间的最大差别并不在于政府类型，而在于其真正管理的程度”⑥来表述自己的核心概念——“国家能力”(而非“国家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