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时代公共行政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从公共行政的角度来看，转型时代最主要的标志在于我们正在寻找政府与市场、权威与自由、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集权与分权之间新的平衡点。毫无置疑，我们的政府也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挑战的一些主要的方面，如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社会的秩序与稳定、人口的控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①。我们的政府也正在积极地回应这些挑战，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绩效。但是，也应该认识到，除了这些外在的挑战之外，对政府体系的生存、发展最后的、最直接的、也可能是最严重的挑战是内在的挑战。构成内在挑战的因素是什么？是决定体系的超负载？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是部分官员的腐败？是政策执行的危机？是行政体系的低效率？……我们每一个人因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关注问题的焦点不同，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在我看来，现时代行政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对于公共行政“公共精神”的忽视乃至衰微。 这种对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的忽视乃至衰微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公共行政理论的非公共倾向。深受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公共行政学强调价值与事实的区别与分离，试图建立一种价值中立(Valu-free)的科学。经典与主流的行政理论试图寻找既适用于企业（或私人）管理，又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普遍法则。研究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完全忽视了“目的的合理性”；它们更多的将公共行政视为独立于政治与社会之外的“非人化”的东西，视为一种管理技术与工艺的运用过程；而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关连性。它们倾向于去发现事实，寻找通则，而发现事实和寻找通则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始终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质言之，忽略了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方面——“公共”的层面。 公共行政基本价值的偏差。无论是在古典、主流的行政理论家那里，或相当一部分行政实务者那里，都倾向于将“效率”视为公共行政的终极目标和目的，在他们看来，公共行政的出发点是效率，终极目标亦是效率。固然，任何领域的管理，都是要通过对组织所拥有的稀有资源（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权力等）进行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实现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产出，公共行政组织亦不例外。在这一点上，效率主义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效率是否是公共行政唯一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公共行政除了效率的追求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价值追求？如果有其它的价值追求，效率与这些价值追求之间是何等关系？效率是目的抑或手段。试如马克思所讲的“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一样，单纯的公共行政也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这就是讲，没有脱离社会发展的自己的历史，也没有脱离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公共行政的价值始终是与社会的价值相联系，在现代社会是与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相联系。我们可以这样讲：公共行政不仅仅是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目的执行，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公共目的创造。公共行政在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在于促进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如自由、秩序、正义、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认识，便可能误入歧途。如果象古典和主流公共行政理论家那样认为“效率是唯一的，最高的目标”的话，那是否意味着效率可以超越一切？是否意味着为了效率，可以牺牲民主，自由和公平等基本的价值准则，若是这样，如达尔所言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高效率是否是一种可以接受并认可的事情？②显然问题的答案并非如此。因此，单纯效率主义“把公共行政简约成技术，与量化的方法化，而对于有关公共生活的根本价值、目的、伦理、甚至理论，均缺乏反省”。③因而忽略了公共行政对公民社会基本价值的捍卫。质言之，忽略了民主社会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 公共行政实践的误区。由于缺乏对公共生活根本价值的反思、认同和内化，行政体系始终经受着两种力量的巨大侵扰，一是行政生活的逐步扩大的商品化和物化，二是组织体系的偶像化或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前者是主要的表现在于市场等值交换的法则侵入公共行政生活之中，公共权力成为一少部分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因而使公共行政的公正原则受到损害；后者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借以实现公认的最高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如公共行政体系中的为实现公共目的而赋予的权力、职位，被一些人变成了自己实际追求的目的，变成了只关心自己的地位，而对整个公共行政的目的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篇被誉为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中做了具体、深刻、而又透彻的分析和批判。④ 二、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研究、反思与重塑公共精神？ 现时代我们强调对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公共性质、公共目的进行研究、反思，乃至于发扬与弘扬这种精神，并非是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它既有科学研究上的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公共精神与科学研究。长期以来，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研究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确立，始终存在着所谓的“科学上的认同危机”。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公共行政公共性质的忽略。公共行政从管理科学中借用了如此多的东西，人们更多的倾心下于私人管理方法和技术在公共管理上的应用，而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与企业管理领域的重大区别。事实上，借用塞叶尔(wallanceSayre)的话来讲：“根本上，公共与私人管理在所有不重要的方面上相同”。⑤我们可以这样断言：公共行政若不重视其内在本质和规定性的研究，将失去其作为科学领域之一的合法地位。 公共精神与公共行政实践。抽象地分析，公共精神的基本功用在于：它为行政体系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在于行政价值和精神与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上，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在于行政价值和精神与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之间的趋同程度；它规定并影响着政府公共政策规划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它塑造着一个行政体系中的行政人格，并影响着行政人行为的强度。 公共精神与社会净化。西儒霍尔巴赫认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象政府那样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在不道德的国王统治之下，恶德本身也变得高尚起来”。⑥崇高的官员与崇高的社会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民族的领导者和官员善于引导人民竞相砥砺品德，并且以自己崇高的品德示范公民，那么，这些崇高的品质便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