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研究人类大脑的神经科学与研究人类心智的精神分析学相结合的设想，源于精神分析学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在他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有时甚至是一改故辙。事实上，弗洛伊德最初的梦想之一就是将“大脑的科学”和“思维的科学”结合起来，建立一门完全依靠神经学与生理学的心理学。他的这种努力在其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方案》一书中达到了顶峰。他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其意图就是要“提供一种将会成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即把精神过程描写为可规定的物质粒子的定量决定状态，从而使这些过程得以清晰表达并避免相互矛盾”(Freud,1895,p.295)。但是，他很快发现，试图建立生理世界与经验世界的严格对应关系的想法太幼稚，转而放弃了这一计划，并且在晚年时还曾试图阻止这个《方案》的出版，直到他逝世后，这部著作才与公众见面。在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神经生理学模型失败之后，弗洛伊德转向了心理学模型，开始发展精神分析学。此后的几十年间，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基本上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彼此间没有直接的互动和关联。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当代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融合的时代背景影响下，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开始彼此交叉与融通，并在协同互补中最终催生出神经精神分析学(neuropsychoanalysis)这一新的研究取向，部分实现了弗洛伊德一百多年前建构心理学的神经生理学模式的梦想。 一、神经精神分析学的产生背景 心身或心脑关系是当代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和其他生命科学领域最饶有趣味、极其艰深复杂的核心理论主题之一。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心身问题表现为心脑关系问题，亦即心理现象同生理现象的关系问题。该问题的实质在于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它同大脑的生理学结构和功能有什么联系及如何联系？今天，学者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心身、心脑关系问题的研究，应当放在哲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部位上进行。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神经精神分析学应运而生。神经精神分析学是一场兴起于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中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其核心目标是协调心脑问题的主观与客观研究，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都没有很好解决的心身关系这一最古老的问题。 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的诞生或兴起于19世纪后半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这两门学科都遇到了各自的发展瓶颈，产生了将对方的思想融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走出困境的需要。特别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这种要求更为强烈，因为当代文化不断地向精神分析学提出各种挑战，要求它具有更多的科学理性，以适应时代的变迁。精神分析学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对其科学性的质疑。如果将主流的实验心理学当作是科学的模式，那么精神分析学无疑无法满足其要求。精神分析学没有严格地控制实验条件，不能准确地处理一个变量以评估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对其他元素的观察评估也难以做到尽量客观。尽管精神分析也要求治疗的框架从一场治疗到另一场治疗，从一个病人到另一个病人都要维持一致，但每一次的介入均会有所不同。事实上，弗洛伊德是按照自己独特的解释所提供的依据来构建和发展其理论的，这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引起人们对其整个研究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精神分析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药物的使用。尽管在20世纪上半期，精神分析学抓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美欧乃至世界各地大受欢迎，成为当时心理治疗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治疗方法，但随着20世纪中叶精神病药物的开发，大众对精神分析治疗的求助开始减少，精神分析昔日的辉煌已成为历史。由于药物治疗对“心因性”病理和“器质性”病理都有较快的疗效，并且与精神分析的“谈话疗法”相比更加简单、方便和廉价。因此，心理治疗的“生物取向”逐渐超越甚至取代了精神分析的“心理取向”。精神分析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人指责它昂贵、费时、成效不显著，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更加致命的是精神分析在理解新的症状的动力学，如抑郁症、惊恐症候群、毒品成瘾等方面感到力不从心。试图使新的症状去适合旧有的理论完全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一些精神分析理论不能跟随最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因而它们不能反映当前的思想。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再次考察旧有的理论，甚至是对其进行修正，更新其内容。如果精神分析学家能够对于最重要的科学领域取得的新发现持更加开放的态度，那么就能部分地解决其所面对的困境。 对于神经科学来说，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后，它便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成为当今科学领域的强势学科，但是像精神分析一样，它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同样遭遇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神经科学虽然获得了大量精微的实证资料及模拟成果，但仍然没有办法做到以目的、目标、意图、感受、价值等术语，而不是以神经学术语来解释人类的心理活动，特别是缺乏合适的理论、假说、原理来沟通大脑的宏观性精神、心理现象与微观细胞的生化活动。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实验室研究，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理解人性，如何才能将神经科学的精确结果与相对随意的现实活动相结合，这是神经科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正如萨克斯指出：“神经心理学像古典神经学一样，旨在完全客观化，并且它的巨大力量、它的进步恰恰来源于此。但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尤其是一个人，首先并且最终……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准确地说，他是一个主体，是活动的‘我’，却被排除［在神经心理学之外］”(Sacks,1984,p.164)。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提出一种创造性的新理论，来沟通微观与宏观、生理世界与心理世界。 面对时代的挑战和发展的困境，精神分析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将往日的对抗前嫌搁置一边，开始重新审视对方的价值和互补的意义。精神分析集中于主观经验，它可以为神经科学提供许多助益，因为精神分析学派已经对个体在体验他们的情感、知觉和认知时所产生的主观精神生活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观察。神经科学以客观性为核心，它也对精神分析助益良多，尤其是一百多年来它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行为、情感或情绪以及认知背后的生理机制的证据和发现。因此，二者的结合必将使我们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人的独特性。 二、神经精神分析学的诞生过程 作为心理学中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历程比较短暂，自2000年正式创建至今仅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此之前，精神分析学就已开始了与神经科学的对话与交流。20世纪90年代初，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阿诺德·普费弗(Arnold Pfeffer)与神经科学家詹姆斯·施瓦茨(James Schwartz)作为各自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共同倡导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跨学科研究小组，取名为“精神分析一神经科学研究小组”。这个小组每月召开一次讨论不同主题的会议，每次开会时，由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或神经科学家首先概括自己在某一问题上的发现，然后大家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展开讨论。纽约小组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逐渐发展成为本地区对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联合进行教育和培训的中心，同时还向外辐射，促进了美欧等地大量相似团体的建立。为了便于进行国际相互交流，分享资源，精神分析学家索尔姆斯(Solms)和涅尔谢相(Nersessian)等人于1999年发起创办了《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次年，有4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的首届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大会在英国伦敦成功召开，会上成立了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协会，索尔姆斯和雅可·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被推选为协会的联席主席。专业杂志的创办及其学术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神经精神分析学这一新的学科取向正式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