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这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在日寇对华侵略的步步进逼下，逐渐达成的共识。但是，如何创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使之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壮大，则是一个极其艰难复杂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有独特的贡献。 一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照搬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遭受严重损失。 共产国际“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开始转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八一宣言》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张只能流于一般性的号召。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思索不是一般地去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935年12月17日，长征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孕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更为难能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推理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 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提出要改变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也没有放弃反蒋的口号，但是他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分清了敌、我、友，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实际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循着这样一条路线，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对蒋介石的认识，毛泽东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毛泽东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①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②。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毛泽东“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③，“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④。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