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治学的古典原型实为政治哲学，它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精神原质与终极关怀，轴心时代的文化思索对此做出了初创性贡献，政治学的价值基础也因此而确立。中世纪把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关怀提升到不容侵蚀、不容怀疑的绝对境地，又潜藏着滋生近代政治理性和政治法权的动力。当政治学关注世俗的法权之争与利益之争时，政治学已从价值化走向价值递减。科学精神浸入政治学中并成为占据统摄地位的分析方法时，政治科学的诞生也就成为时势之必然。当代西方政治学的贡献就在于使政治科学作为一种型态得以确立，但问题也恰好由此滋生出来。政治学的价值化无助于维持当今庞大政治体系的精确、高效运转，政治学的科学化也不能化解人在政治体系中的心灵恐慌与生存困惑。政治学第三种型态之确立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呼唤，新政治学将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贯而通之，以此解决东方政治体系面临的技术难题和西方政治体系面临的文化难题。 政治学在长期的嬗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逻辑指向的转化，即从价值取向到科学取向。这一转化的动力来自何方，其嬗变的历史轨迹又是如何，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从总体上来说，政治学逻辑指向转化的直接导因是社会现实的变动。“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①]社会现实的变动赋予了政治学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使命。政治学最初以政治哲学的面目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政治学初始的价值使命相吻合，一方面符合人类精神发韧时的道德关怀，另一方面又扣合了政治体系初创时的现实要求。同样，政治学在当代以政治科学的面目出现，是由政治制度的成型和社会体系的稳固紧密相联的。当价值问题好象已得以解决之时，政治学便以科学态度注视着体制的运转与结构的调整。本文探讨政治学演进的内在逻辑，旨在探讨其嬗变对西方社会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力，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以价值为取向的政治学和以科学为取向的政治学，都应统一于人类政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中，那就是谋求建立一个公平、民主、自由的政治社会，在那里“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政治学：从价值化到价值递减 政治学最早在古希腊产生，就是以政治哲学的面目出现的。它作为对“政治问题的专门的调查研究”，基本上一直是哲学家的领域。[③]政治学诞生之时的目的是试图解决现实社会中权威与公民、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把诸如此类的政治关系纳入到一个自然、和谐的框架之中，由此而确立权力分配的体系及其规则，构建最优越的政体和最和谐的政治结构。但西方古代哲人对这些现实的政治问题作了哲学化的提升，把物质世界中的冲突化解为一种精神上的矛盾，政治上的无序与混乱实际上是由精神低劣、价值缺失造成的。所以古典政治哲学家们关注政治问题的焦点是集中于人们为什么会过城邦生活，为什么会构建国家并遵循它衍生出来的规则，为什么会崇尚权威这些本原性问题。他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只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得以破解，才能指导政治职责的履行。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中无法找到这些精神本原问题的答案，只有在人们的政治行为所体现的人之本性里才能得以解答。或许柏拉图在附于《第七封信》的自传中最能揭示这一道理。“我，最初曾满怀热忱，渴望从事提任公职的活动，我注视着公职生活中的滚滚漩涡，看到汹涌的激流奔腾不息，最后不仅头晕目眩……终于清楚地看到，在现有的一切国家中，它们的政府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不好的。它们的体制几乎无法改善，除非是通过奇迹般的规划并交上好运。因此我不得不颂扬正确的哲学，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辩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因此，人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④]于是，柏拉图首先把完善的国家和完善的政治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最高的善成为指导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原则。“善”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就是那种由于具有最低限度的变动与最大限度的静止的美，从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国家，而它的统治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⑤]这种人应当是哲学家，他们能把握政治中的永恒，而不会被形形色色的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方向。柏拉图的着眼点不是去论述一般的国家，而是去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原实质性和典型性的东西——一些普遍的社会原则，即目的在于阐述任何社会追求完善生活所依靠的原则与美德。因而政治家应当真正知道的不是国家偶然的变换的种种形式，而是了解它内在的或固有的实质。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分析方法虽然是经验性的，但其重心仍在于阐述政治学所包含的本原特性。他提出的两个著名的命题可以证明这一点：（1）、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⑥]（2）、“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⑦]所以，国家应当是一个人们生活在一起以实现可能达到的最美好的生活的共同体，其真正目的应当是提高公民的道德，使最高形式的道德得以实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体与道德是同构的，家庭以及城邦的结合是合乎正义这类义理的结合，另一方面，跟城邦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在古希腊政治学与伦理学熔为一体，故称之为“政治伦理学”，政治学的使命与伦理学的使命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复合点：即探讨什么是最美的社会，什么是伦理化成的社会，人之善的本性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中才能得到完满展现。无独有偶，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半个世纪之多的东方哲人孔子也在用同一路径在思考同一问题，当他奔走列国之间传播他的“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时，孔子可能不会想到他已在哲学内核上奠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雏型。其政治伦理思想讲求的“仁”之体，“礼”之用，都是高于君主和政治权力的精神力量。无“仁”作为立身、立心之本，无“礼”作为立家、立心之本，也就谈不上以德为政。仁心、礼制、礼治是贯通在一起的。可见孔子在这里探讨的是政治的精神原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亚里士多德是用道德和正义去同构政体，孔子则从道德中推延出治国之道，两人在政治设计上有明显不同（对于此问题笔者想另撰文论述）。但这点逻辑演化路径的不同并没有掩盖东西方古典政治学具有相同的价值指向，即探讨心灵之纯，人性之美，政治和社会之善。美和善的定律囊括人心、人性和政治。也许对于一个人来说，童年的天真漫想是人之本性的流露，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初始阶段所产生的思想最能揭示出政治社会的本原。正如康德所言：“人在哲学之幼稚年代所以之开始者，实为吾人所欲以之为终点者。”[⑧]古希腊与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同样发达，同原同生（但不同归），原因可能就在此处。可以说人类轴心时代的各种探索基本上已确立了政治生活的精神原质与终极关怀。 公元前332年亚里士多德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城邦的失败在政治学的演化历史上划上了一条十分清楚的分界线。“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一切哲学都成了进行伦理教育和安慰的手段，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日益具有宗教的特色；在意味着信念或感情的任何意义上，哲学往往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唯一的宗教。”[⑨]城邦政体的失败使人们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产生了怀疑，于是政治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就产生了：一是个体或私人生活，二是社会或公共生活。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如何解释两者出现的先后次序，古典政治学对此呈现出无可奈何的境地。基督教利用罗马哲学中的自然法理论，将古典的概念框架兑换成新的概念框架，它“相信世界受神意的统治，相信法律和政府有切实维护正义的义务，并相信所有的人在上帝心目中完全平等。”由此出现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中世纪的政治学一方面有承认个体权利的萌芽，另一方面又架起了一个普遍性、绝对性的笼罩物，即上帝的价值和威力。所以尽管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在分析宗教政治学对西方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上，仍然是一个大多数学者愿意涉足的领域。事实上，政治学在中世纪虽然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却是一个超现实、虚幻的层次，罗素说“中世纪是一个特别热中于法权虚构的时代”，[⑩]是有历史依据的。宗教把政治学提升到了一个很神圣的境地，但其实质是通过神学价值对世俗政权进行制约。看来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绝对化的信仰，只不过神学政治学把古典的正义和善等终极价值转嫁到上帝那里去了。政治学在中世纪的遭遇颇令人费解，它既包含着价值的神圣化，又包含着价值的法权化。因而对于近代政治学的诞生来说，神学政治学既是一个很难超越的屏障，又是一个潜在的动力。 时过境迁，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系对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渗透与贯通，神学政治学的神圣领地被马基雅维利彻底世俗化了。马基雅维利的伟大或者说是他的勇敢就在于把笼罩在政治之上的上帝的扫灭殆尽，也把古代伦理政治中美的旋律剔除掉了，剩下的只是狮子般的凶猛与狐狸般的狡猾。马基雅维利在道德上的冷漠一方面暴露了近代政治学的科学取向已初现端倪，因而有人称这是“一种持科学的不偏不倚态度的范例。”（11）另一方面将政治学的入世取向推向极致，这一取向几乎规约了以后政治学的整个演化历程。马基雅维利把道德、宗教和经济因素看成是政治家用以为国谋利的力量，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制造出这些因素。这样，马基雅维利不仅把各种价值秩序而且也把因果关系的通常秩序给颠倒了。“马基雅维利的预见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变的趋势。就纯粹的政治学而论，他在同辈人当中视野是最宽阔的，对欧洲演变的总趋势看得也是最清楚的。”（12）马基雅维利被誉为近代政治学的创建者之一，但这一创建是否符合人之本性的本原要求，能否把人类社会引到一个美的、和谐的境界是大有疑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基雅维利的创见与坦率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断定，即政治中的残酷与无序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必然走上依靠科学来克服和化解这一残酷和无序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