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其人在世时，政治地位和学术名望都不显著，然朱熹曾称颂周敦颐为“得孔孟不传之正统”，并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周敦颐列为首位。受朱熹影响，《宋史·道学传》认为，道学的传统，经文王、周公、孔子、曾参、子思而传之孟轲，孟轲死后，道学的传统也随之中断，直到1000多年以后，周敦颐才接上孔孟这个道统。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朱熹这种观点有什么根据？朱熹又受到周敦颐自然哲学思想哪些方面的影响？本文仅此作深入探析，以就教于识者。 1 孔孟之后的儒学，一向有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藉，致力于对社会稳定、国安民福贡献方略，除此六合之外的学问，无关国计民生，讨论极少。可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皇帝倡信，臣民风从。唐懿宗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许多人竞断臂于佛前以示心诚，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狂热之情令人发指，甚至有几位唐天子服用“道教仙丹”断送性命。佛道大谈六合之外的极乐世界，阿鼻地狱及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等，这使一般人们不得不时常去想，现实世界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它与现实世界是什么关系？这就给儒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儒学仅仅停留在“六合”之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批判佛道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它既必须符合儒家精神，又要与以往的儒学思想相贯通。在宋初数十年间，韩愈等人经过种种努力均未达到这一点，朱熹在总结韩愈排佛而没有胜佛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时认为，这是因为“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1]这个分析应是正确的，以“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为主要代表的学术界精英，在韩愈、柳宗元共同兴起的古文运动（实际是儒学复兴运动）的基础上，摒弃了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2]这种简单的排佛反道之法，而是采取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方法，以儒家为核心，揉合道教宇宙生成、万物演化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以一种自然造化论来取代宗教神学的世界观，从“本然之全体”上构筑一种回应佛教的新儒学，周敦颐的自然哲学思想明显反映了这个倾向，为理学的形成起了开创作用。邵伯温（邵雍之子）曾记述道：“伊川同朱光庭公谈访先君，先君留之饮酒，因以论道。伊川指面前食桌：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处？先君为极论天地万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叹曰：平生惟见周茂叔论至此。”[3]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周敦颐没有进一步去探索“天地安在甚处”等自然界奥秘，但他提倡的这种理性的自然哲学精神一直影响了后来的理学发展。南宋学者魏了翁曾经在《成都府学三先生祠记》中分析道：“艺祖造宋，首崇经术，加重儒生。列圣相承，后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间，豪杰并出，周先生奋乎千有余载之下，超然自得，建图立书，本于《易》之太极，子思子之诚，以极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本之以中正仁义，贯显微，该体用。二程先生亲得其传，相与阐发精微，凡尧、舜、禹、汤、文武至于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复皦然大白于天下”。[4]在所谓“北宋五子”中，“惟周子著书最少，而诸儒辩论，则惟周子之书最多”。[5]其主要自然哲学著作，现仅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造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对一些重要的自然哲学问题，他只提出了词约义丰的论点和论纲，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具体的阐发，但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料，开创了理学的发展方向，有当之无愧的“发端之功”。朱熹曾这样评价他的思想观点，“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传也”。[6]应该说，朱熹的这一体验是贴切实在而深刻的。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朱熹在“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范畴和模式，“一实万分”辩证法，“物则不正和神妙万物”动静观等方面，是如何受到周敦颐这些自然哲学思想影响，并且如何吸收、消化和改造的。 2 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太极图说》是他的自然哲学核心思想所在。朱熹认为《太极图》是周敦颐“不由师傅，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南宋朱震、胡宏、明末黄宗炎、清毛奇龄、胡渭等人对此认真考证，现已真相大白。据宋朱震《汉上易传》，陈抟以太极图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周敦颐。清朱彝尊的《经义考》说：“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周子取而转易为图……更名之曰太极图”。由此可见，《太极图》由《无极图》而来。当时，仅仅靠传统儒学思想资料难以创立一个系统的宇宙观与佛教宇宙观对抗，周敦颐创造性地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中吸收养料构造自己的自然哲学框架，反映了他巨大的理论勇气（由于历史原因，儒学内部存在强烈排佛道之情绪，且后世多人论及周思想来源，仅言《周易》、《中庸》，而讳言佛道）。周敦颐以其充满理性主义精神的改造，用太极图来解释宇宙本体、世界生成、万物变化过程，巧妙地将太极、阴阳、五行、四时、万物、动静等联系成一个系统，组成一幅完美的宇宙图景。《太极图说》则解释了这个完美的思辨的宇宙模式，它是一篇象数学的作品，是易纬的一种继续，虽然全文只有二百多字，朱熹为其作了长篇注解。由于朱熹发挥与渲染，《太极图说》成了理学之经典。今录经朱熹整理的《太极图说》全文如下，加以分析。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而生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自注：无欲而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7] “太极”这个范畴，最初出于《周易·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为最高存在的范畴，乃太始、太初、太素、太一之意。“无极”概念，始见《老子》的“知其雄”。朱熹所定《太极图说》第一句是“无极而太极”。朱熹认为，洪景庐《国史·濂溪传》作“自无极而生太极”中不应有“自”、“为”两字，应该纠正，《国史》所载非《太极图说》原本。但是《国史》依据实录而载，很可能见过周之原本，为此，“自无极而太极”应该是周敦颐本来的思想，周在此没有说明“无极”与“太极”的涵义，但在他看来，无极在先，太极在后，显然有“自无生有”之意，这是一种“贵无说”，说明了周只是初步把道家的无极与周易的“太极”拉在一起，尚未融为一体，显示了周敦颐的“合老庄于儒”[8]的融合儒道自然哲学的倾向。“自无极而为太极”这个自然哲学新命题企图说明太极是万物之本源，太极又有自己的本源——无极，从周敦颐而言，这样描述，更能反映太极形而上性及其虚无、静寂之本性。由此可见，周敦颐的宇宙模式论虽然揉合了“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和“阴阳五行学说”（二五之精）两种经典儒家思想资料，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太极），贯彻了道家宗师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自然哲学路线。周敦颐对老子思想的这种改造，并非象陆九渊指责的是“叠床上之床”（太极之上有无极），“架屋下之屋”（无极之下有太极），而正如朱熹所探究，“其下语精密微妙”。[9]一则，“无极而太极”，无极虽名之为无，然无中含有（即太极）。无极并非绝对的空虚；无极是一个实体概念，并非属性概念。它是指既没有什么外在形态，也不具备任何内在规定性的非物质性的宇宙本体。二则，“太极本无极”，太极虽名之为有，然其根本正在于无（即无极），“太极”不等于“无”，“太极”非无极，而是有“极”，这就使“太极”成了最初的存在物，是一个物质性的实体，与“无极”区别开了。周敦颐通过道家的思想资料，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从自然哲学角度所做的一个突破性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摆脱玄佛把精神本体“沦于空寂”的理论局限，也力图克服前代柳宗元的气化论和刘禹锡的物本论，为后来的自然哲学在本体论上开创了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