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和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共同主办、上海市政治学会协办的“比较政治学与世界民主化、城市化进程”——第四届“比较政治学论坛”暨第三届“比较研究工作坊”学术研讨会，10月2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曹沛霖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布兰德利·沃马克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蔡拓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等国内外学者围绕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前景及其全球化趋势研究作了主题发言。 曹沛霖：比较政治学面临挑战 比较政治学在未来有三个走向：第一个走向是国别研究。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无法进行比较研究，很容易作出一些牵强附会的理解。从国别研究到比较研究才是综合的研究。所以应该把国家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来看。不做好基础工作，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就很难。第二个走向是专题研究。专题研究相对比较好把握、好操作。值得注意的是，作比较研究时要多研究对方的问题，以此作为我们的参考借鉴，这才是有价值的。没有比较，思考就失去方向。如果从比较中直接把别国的模式拿来用就不合适了。因为进行比较是为了发现问题，寻找方向，并不是通过比较去模仿别人。第三个走向是理论研究。理论方法的研究一直是从西方引进的。比较政治学的高端学术研究是理论，而现在比较政治学处于两难的困境，如阿尔蒙德最关心的问题是政治学的分类问题和公众对政治学的影响问题。政治学的分类问题之所以存在，就是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核心概念等把握不到位，归根到底还是对比较政治学理论依据的把握不到位，有待深化研究。 布兰德利·沃马科：关注国家未来发展的多样性 当比较政治学涉及国家政治共同体活力时，全球化就面对着每个共同体的挑战和压力。首先是全球化的政治共同体的再定义，第二，通过电子媒体进行的交流方式的变化，第三，人口变化导致的政策问题的变化。这些趋势给政治共同体造成了三种比较大的相关的挑战：身份认同、管理和可持续。每个政治共同体都要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回应这些挑战，比较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去理解这些各具特色的回应，以此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应该从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推进，使我们的学术讨论全球化。 萧功秦：改革再次成为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出发，可以将中国现行体制定义为后革命型的官僚的威权政体。这种威权不同于拉美、东亚及南欧的威权主义，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威权。该体制最重要的特点是运用革命时代形成的政治资源巩固威权体制本身的执政能力，或是国家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动员能力。该体制模式的优势在于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并能够为改革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弱势在于社会发育迟缓，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国家与社会间力量不平衡，社会无力制衡国家强势的膨胀，当权者有自利化的天然趋势，改革沿着有利于国家、精英的路径依赖而发生偏移。由此便出现了五种基本困境：庇护网下的政治腐败和官僚的自利化倾向，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国有病”及人文价值缺失、社会价值的劣质化和社会创新能力退化。因此，改革会再次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客观迫切需要。令人欣慰的是，推动改革的许多条件也是存在的。通过培育公民社会，顺利实现改革成功，尽管任重而道远，但依然值得期待。 徐湘林：注重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 比较政治学有两个层面的学术方面的建设：第一个层面就是比较政治；第二个层面是区域政治。虽然整个学科不完全由意识形态跟它的政治需求所把持，但美国学者在价值层面上很难摆脱这种现实政治需求。当我们在作比较政治研究时，要把有些东西理清楚，要保持对局域环境产生的知识本身的普适性以及跨文化的适用性的警惕和自觉，如果我们用由美国开创的比较政治学的民主化的范式来进行研究，可能会遇到跨文化跨国研究的一些困境。国家治理这个概念可以容纳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关于民主化、比较研究的更大的一个范式，可以解释中国这种特殊的现象。 张小劲：比较政治学发展正在成为热潮 在过去，比较政治学实际上处在无中心的弥散式的发展。近三年来，由过去无中心的弥散式的发展走入了有机构依托的相对聚合性的发展。短短的几年中出现的突升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中国体制下，国家的投入增加；另外一个方面是学科的调整。随着比较政治学热潮开始显现，出现了反思批判的学术动向：第一种是融合论；第二种是中国视角的问题；第三种是衰落论。这种批评、反思的意识，对于这个学科正常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其中有些问题还是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总的来看，不仅现在出现了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热潮,而且在未来的时间内，这个热潮仍然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应给予更多关注。 杨光斌：美国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起点在哪里？首先我们要不卑不亢，西方比较政治学衰落了，如果把它当作起点，这对中国比较政治学而言前途堪忧。中国的语境是转型，和美国的语境完全不一样，因此美国政治学者与中国政治学者的身份意识是不同的，这也是二者的根本差异。美国比较政治的目的主要是向西方国家推广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学者研究他国政治是为建设自己，因而应该更富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美国学者的任务是为了改变别人，他的使命感很强烈，但不一定有责任感，因此这是中国学者应该清楚的前提性问题。身份意识不一样，问题意识也就不一样。西方国家政治建构自认为已经完成，而中国正处于转型之中，中国的转型以建设为目的，至少有以下四个逻辑上相互关系的重大议题：比较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国家建设的秩序问题，治理危机问题，治理的质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