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三部曲和概念的更新 秦兰珺：您的《帝国》三部曲包括《帝国》(Empire)、《大众》(Multitude)和《共同体》(Commonwealth)，这三本书的侧重点各是什么？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在写作过程中，您的思路有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哈特：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其他人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更好人选。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对我们的第一本书更重要，而福柯对我们的第三本书更重要，例如有关自由的问题等等。我们的写作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对自己的质疑和不满激发的。我们一完成《帝国》就开始批判它，当然，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说《帝国》是错的，而是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书中所用的一些术语，我们在书中发起了关于某些概念的探讨，但是我们的工作虎头蛇尾。我们对彼此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多都是与这些术语和概念相关的。例如，当我们完成《帝国》时，我们发现我们虽然在使用“大众”(Multitude)这一概念，却不清楚我们用“大众”到底来指什么，“大众”究竟有什么手段和方法，来躲过权力世界的搜捕。还有，我们使用了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这一概念，但是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劳动，它究竟是欧美的特例，还是可以同样适用于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subordinate countries)。这些问题给我们的下一本书列出了提纲。听起来书的写作好像是杂乱无章的。是的，如果我们足够聪明，我们会事先绘制出未来的图景。但是，书的写作过程的确是由我们对自己持续不断的不满和发问引发的。 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例如，我们在写《大众》的时候，不仅正巧发生了“9·11”事件，也发生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发生了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因此我们必须在书中探讨战争：战争在今天有什么变化？战争意味着什么？ 秦兰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您写第二本书是为了回答第一本书给您留下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回应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哈特：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同理，我们的第三本书是为了回答第二本书中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的原因，不然，按照这一趋势，我们会一直写下去。 秦兰珺：显而易见，这三部曲的主题是政治，是在政治领域中进行集体创造的计划。但是您在书中再三重申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一本有关概念和概念发明的书。那么，发明概念和政治行动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这里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老话题：理论和实践，您有什么新的见解？ 哈特：我认为，我们的政治概念已经被严重污染了。今天，我们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重新思考这些词汇表中的核心概念，例如民主和自由、共产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正好走向我认为它们应该表达的意思的反面，或者它们曾经表达的意思的反面。例如，在我的理解中，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最终要通向国家的消亡和民主秩序的建立。但是今天，当我们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时，我们指的却是国家对社会的极权统治，它恰恰是我认为共产主义应该表达的意思的反面。同样的，我们今天使用民主这一概念，指的不仅仅是定期选举和司法独立，它经常也意味着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跟风，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屈从。在这种语境下，它也恰恰是我所认为的民主的反面。我们或者放弃这些概念，或者发明新的概念，或者与这些概念做斗争。有时候，我尝试发明新概念，但是人们总是反感这一行为，并且发明新概念的行为有其局限，所以我认为，与已有概念的意义做斗争，或许是更加有力量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们的工作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性的，也并不直接就是哲学性的。我会说，它是一种斗争，一种争夺政治词汇表中那些核心概念的斗争。我不认为这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新关系，或者说，我所谈论的这种理论化过程，在大学里和在政治运动中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我不觉得大学里的学术工作和在大街上的政治运动之间有什么真正的界限。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论化行为。大学和大街在这里相遇了，它们携手完成这项工作，一种重要的理论化行为就这样发生在政治运动中。 10年前的全球化抵抗运动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运动参与者绘制的全球化图景，和我与内格里在《帝国》中提出的非常相似。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跟从我们或者我们复制他们，而是我们处理着类似的问题。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不能再让我们充分理解今天的全球秩序，而那些抵抗者也这样想，如果美国和白宫真的能胜任万能控制，那么他们只要在白宫门前示威就好了。但事实上，他们这周对世界贸易组织表示抗议，下周对世界银行表示不满，再下周目标又转移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他们反抗的是一张权力的网络，他们正是在对这张网进行审视，而这恰恰是我和内格里做的事情。这里他们投身的不仅仅是实践运动，也是理论调查，不过理论调查是在实践运动中展开并完成的，它不能与实践分离，它恰恰存在于实践之中。 秦兰珺：您是否认为理论和实践是相互包含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