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5-0068-06 通常，人们很难在沉积了希望的现实中辨认出希望。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在自私的个人寻找财富和快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它似乎不愿意也不能把人们从互相残杀的恐怖中解放出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能把多数人从“感情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无法让那些成功地解放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的少数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过去40年，在新自由主义(某些地方被称为市场极端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关注更多的是忘却而不是学习，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确认私人利益而不是争取民主权利，是塑造残酷性的文化而不是浸透社会责任意识的民主政治。不仅社会国家的所有残余都受到围困，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发起的对公共价值观的激烈攻击现在已经出现了咄咄逼人的危险转向，尤其是随着茶叶党运动的兴起、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组织(Citizens United)案的亲企业裁决的实施、企业权力对国家主权的篡夺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财富和收入上的极端不平等、城市破产、私有化猖獗、脱缰的军国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国家批准的滥用酷刑、人们痴迷于物质享受等已经正常化到这样一种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控制美国公众的经济达尔文主义的这些意识形态新特征的话，美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下面的咒语众所周知：如今政府就是问题，社会是幻觉，主权受市场驱动，解除管制和商品化是公司型国家的支柱。利润是用来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社会是否先进的唯一可靠标准。如今，公共价值观即便不被视为病态，至少会被视为一种负担。民主承诺、社会关系、公共空间已经不再被视为希望的象征。它们就像年轻人和数量不断增加的穷人一样成为可抛弃的东西，是对经济的消耗和对新自由主义真理政权(regimes of truth-福柯的说法或译为真理王国)的威胁。在一个热衷于消费者满意度、消费品及长期感情的迅速可处置性的社会里，政治学已经不仅仅是反面乌托邦，而且出现了机能障碍和深层次的独裁倾向。美国公众已经不再得到机会、指导、和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素质教育。那种能提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潜力的前提和对任何可靠的社会观念都不可缺少的成长教育正在遭到破坏。在此情况下，思想不可能持久维持，不可避免地变得短命、变幻无常、稍纵即逝。如果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能表现出对民主政治和集体斗争的强烈支持，那是因为他们生活过的30年正处于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对自己未来的遭到削弱和羞辱的投资缩减的时期”，尤其是对那些因为阶级、种族、民族出身而处于边缘化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对年轻一代来说，这个历史时刻的新内容是他们亲身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教学法体系的无情传播，以及该体系对放纵的个人主义的吹捧和对社会、公共价值及公共利益的病态的蔑视。他们已经被淹没在鼓励竞争的文化和导致相互残杀的市场价值体系中。面对协商权、劳动、大学教育、福利国家等一直遭受的激烈攻击，工会、学生、工人和其他人都不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和反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也就是阿列克斯？霍耐特(Alex Honneth)所描述的“失败的社会性的深渊中，即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没有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找到共鸣”[2]。民主不再给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和经验留下空间。作为失败的社会性的一种模式，当今版本的市场极端主义用民主原则反对自身，扭曲了自由的语言和把平等作为可靠的观点和政治目标的正义语言。虽然游行示威是一种民主，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否认民主的作用，“让政治成为可能的是共同的生存经验，而经验是不可通约的。”[3]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贫困症状已经充斥在我们周围。 虽然市场极端主义被2008年的经济危机搞得声名狼藉，但一种超级市场极端主义已经报复性地杀回来了。镀金时代已经回来，有钱人赢得巨额利润，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陷入更加贫困和更多苦难的境地。政治上的无知已经把市场挤到民粹主义愤怒的墙角，却让那些应该为极端不平等、贫困和各种其他苦难负责的人获得了政治上的奖励。因为社会保障被拆除，公务员遭到诋毁，公共利益如学校、桥梁、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公共交通都在恶化，除了少数例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拥抱经济达尔文主义，奖励其主要受益人：大银行和大企业。新自由主义再次以起死回生的模式在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制推行其价值观、社交关系和社会性死亡的形式。随着社会国家的成就的记忆被抽去精华，政治成为战争的延续，福利国家很快被战争和惩罚性的国家所取代。一些重要的州如密歇根、威斯康星、佛罗里达、俄亥俄等州的共和党州长开始攻击年轻人、劳工权利和高等教育，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充分地证明福利国家遭到破坏、把国家转变成为惩罚性的机器，类似于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往往被人忽略的情况是，在这些攻击中，反社会福利的战争和反教育的战争是同一批人所为，他们都代表了破坏和暴力。发动第一场战争是为了让有钱有势者彻底控制所有形式的财富和收入，而第二场战争则是在意识形态前线进行的，争夺的焦点在于是否培养年轻人具有想象不同政治模式的能力，具有更强批判性的主观性。如果第一场战争是在政治经济的多样的多层次的领域内进行的，那么，第二场战争则是通过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曾经称为主要文化机制的东西而实现，包括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在下文中，笔者将勾勒出两场战争的轮廓，它们是摧毁民主想象力残余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旨在把社会问题的价值贬低为政治思想的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