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方经验为背景，以西方公共政治哲学的论辩为讨论对象，将“公共”生活的不同界面与“公共”理论结构的不同构成作为审视公共理论的前提，从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关注的“公共”问题着手，递进到一般哲学理论论述的“公共”问题，落定在政治哲学聚焦的“公共”主题上面，对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展示的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进行总览性的宏观分析。 一、“公共”的政治哲学：边际划界 若欲界定清楚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边界，就需要对那些以“公共”命名的学科加以清理，以便为公共政治哲学划定界限，将其必须处理的核心理论问题凸显出来。而勾画公共政治哲学的边际界限，需要区分与其相关的两个理论类型的差异：一是与以“公共”命名的社会科学的差异，二是与一般公共哲学的差异。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诸多以“公共”命名的现代社会科学中，可以区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最为流行的、紧贴政府运行理论需要的类型，另一个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批判现实状态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不平等关系的理论类型。就前者而言，目前最为流行的是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前者涵盖了公共财政、公共预算、税收问题等等，后者包括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等等。这些学科之间所研究的理论问题相互交叉，但论述进路基本上显现出共同的理论品格，那就是将“公共的”目的性置于所论述的问题之上，作为处理这些理论问题的基本价值导向。这类关于“公共”的学术论题之所以较为集中地呈现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大致是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普通民众脱贫背后的公共问题凸显出来。就现代经济学聚精会神处理的经济增长问题来讲，经济发展自身的公共目标与经济学自身的公共性问题相互映照，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价值鲜明地显示给人们；就经济发展连带显现出的社会政治问题来看，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与政府体制的不匹配导致行政问题的日益凸显，引发人们对于公共行政问题加以关注，这促成了人们对公共行政学或范围更广的公共管理学问题的理论兴趣。 但不论是申述经济学的公共目的，还是张扬公共经济学的精神，都不能替代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研究。就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公共目的的申述来看，他们对经济学仅仅关注增长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具有警惕性，认定经济学对于物的关注超过了对于人的关注，从而引发环境污染、畸形消费、产能过剩等等问题，因此宣称必须以“信念的解放”促使人们关注“公众的利益”这一公共目标。（参见加尔布雷思，第219页以下）这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丧失公共性提出的警告。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论述公众利益的公共性含义，更没有在政治哲学的高度梳理经济学如何处理公共问题。再就公共经济学来看，虽然它处理的理论问题是实际影响公共生活状态的问题，诸如卫生、国防、教育、社会保障、福利计划、税收等等，但它基本上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并没有意图去深入解释政府为什么必须以公共的价值去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的理由。（参见斯蒂格里兹，序言以及第1章）这就与政治哲学致力于探寻政府的公共本性相去甚远。只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努力解释社会个体在政治决策机制下的行为选择，并将之运用到政治立宪的解释上面去；但其解释路径循着征税权、财政制度和投票规则等实证思路前行，因此对现代立宪民主制度具有的公共性所作的规范解释的贡献仍然不足。（参见曾军平，第1章） 就批评经济发展导致的不平等现实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的公共性论述而言，①这一论述可以划归关于公共和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长期发展、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公民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成为日益重要的公共事务。政治体的成员能不能实际上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成为重要问题，这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发展公共性的立场进行阐释的依据。与此同时，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着改变，但既定分工体系及其政治限定还在惯性地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欠发展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不平等历史记忆，也仍在产生影响。基于公共性价值，对当代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不平等关系的严重关切，以及吁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会愈来愈强烈。（参见汪晖等编，导论）这样的国家处境促使人们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公共性问题。由于这种公共性论述建立在对国际社会存在的严重政治经济不平等关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因此与当代批判理论的关系较为紧密。但关于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论述进路具有明显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在公共性映照下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风格；后者关注的则是公共理念下政治体建构的基本准则。这种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不同取向将其区分为两种理论范式，而且前者的实证性特征与后者的规范性特征也恰成对照。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即就一般公共哲学与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差异来看，这种差异构成划分公共政治哲学边际界限时需要重视的第二个问题。近期欧美国家公共哲学的发展引人瞩目。按照论者的阐述，公共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延续性。它由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最先倡导(cf.Lippmann)，之后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等人的促进下获得发展（参见贝拉等），近期则有从社群主义者转变为共和主义者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桑德尔的理论建构（参见桑德尔；Sandel）。② 公共哲学的建构者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对当下道德与社会状况忧心如焚。李普曼即以西方国家的衰落为论述公共哲学复兴的前提，③贝拉等人则对个人主义导致的公众普遍拒斥公共生活的弊端无比担忧，④桑德尔更是明确指责公共领域悬置宗教与道德论证的做法导致政治话语的贫乏化，侵蚀了自治的道德与公民资源（参见桑德尔，第26-27页）。二是这些公共哲学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后看，试图开发古典公共生活方式的现代价值。李普曼呼吁回到古希腊罗马寻找公共哲学的智慧(cf.Lippmann，pp.103-104)，贝拉等人设问古老的公民传统与共和传统对于诊治个人主义偏执的意义（参见贝拉等，第181页），桑德尔更是明确主张复兴鼓励参与的共和主义传统（参见桑德尔，第42页以下）。三是他们共同将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公共哲学视为导致其所指责的所有社会政治问题的原因。当代公共哲学显然是基于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性的明显降低、引发了民主制度的危机等，来建立自己的论说的，但当代公共哲学对于公民德性和参与热情的关注，却掩盖了它对于基本政治制度的改进愿望。李普曼的公共哲学就此将自己套进了一个政治哲学主张与公共哲学主张的矛盾圈套，⑤贝拉等人更倾向于一种无法把握的“心灵习性”，桑德尔关注的仅仅是公民美德与哪种制度更有利于培养他所欣赏的公民美德这类问题，对于何为公民美德自身却着墨不多（参见桑德尔，第420、421页）。公共哲学对于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定性设计、对于公民组织起来形成区别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对于市场运行所要求的宪政与法治机制等重大问题，都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分析与论证，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公共政治哲学应当关注的理论焦点。比较而言，公共哲学更为关注公民的公共生活德性，公共政治哲学则更为关注政治体的建构原则和基本制度设计。两者可谓各具价值：前者范围更加宽泛，后者主题更加明晰；前者更为注重社会领域的公共德性，后者更为留意政治领域的权力限制；前者更加看重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现状，后者更加着力公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