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全球性、全球化和全球主义？ 全球化强调各领域中的跨国过程特征，具体指跨国领域、跨国事件、跨国问题、跨国冲突以及跨国个人经历的进一步加强；这一运动既不是单向运动，也不是“全部的”、“包罗万象的”运动，而是辩证的全球地方运动；如果把相容的相互对抗思想作为个人经历、认同和组织原则，其表现特征更加明显；研究跨国特征有利于探讨不同领域内全球化／地方化的程度、紧密性和范围。全球性则是一种较强硬的现实观点，它意味着世界社会并且表明这一事物是不可修正的，“世界社会”要求从多领域、多中心、政治的角度加以理解。从文化理论角度探讨，以哪些形式和论坛来体验从社会领域接受并实践世界社会？罗伯逊首先把在世界上生活就是在同一个全球地方上生活的意识和形成意识的程度作为反思世界社会的实证参数；纳塞希也类似地界定，只有全球玩家对一个且同一个世界有不同的感受并且这点成为反思时，才能说它是世界社会。 对全球化、全球性与全球主义进行区分，可以通过比较以下六种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社会观点来进行详细阐述。 一、第三类文化还是全球公民社会？ 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提出，民主绝不孤立地存在于单一社会和民族国家形式，只有在世界公民社会中才能实现。康德不仅将亲自领导大众与亲自思考、亲自行动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他把亲自体验全球公民社会和普遍有效的基本权利关系原则作为前提条件。 谁把“世界社会”与亲自体验世界社会相结合，谁就必须考虑，是否存在类似源于分裂经验和危险的全球记忆的事物。历史上跨国经验产生并存在于各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迁移运动、奴役、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别是亚当·斯密驳斥了殖民历史有可能成为全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内容的观点。与各国文化不同，全球文化原则上不具备记忆功能。一个“国家”的形成可以依赖于国民潜在的经验和需求并且赋予它们一种表达形式，但没有真正的需求和不断发展的身份认同与“全球文化”相符合。不存在有助于人类联合的“世界记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全球经验——殖民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唤起的是我们对历史冲突的回忆。 皮特斯认为，假如冲突、侵略和压迫的唯一后果是制造人类纠纷，那么国家就是人为区分的产物，因为其大多数是作为冲突的反应而产生的。在一般领域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冲突只起到分裂人类的作用，这种假设混淆了决定性的问题，因此它是错误的。因为冲突也把人们聚拢在一起，虽然是以不幸的方式，并且它还创造了矛盾的统一。统一是从相互矛盾的立场和冲突中发展形成的，它属于辩证法的原理。以前统治国家和被统治国家之间建立在共同政治和文化经验包括压迫经验基础上的充满矛盾冲突的统一，构成了后殖民混合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世界社会的经验是世界社会本质特征的话，那么多元文化社会就不是幻想，而是全球现实。人们没有取舍权，它不但自动通往宽容，而且还自动导致断绝联系和排外。如果世界社会出现矛盾冲突，这不是“多元文化社会试验”失败的征兆，而是象征着一个新的社会时期的开端，在这个时期，跨国、跨文化生活方式成为常态。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逐渐忽略现实并且设想自己、他人和以往一样仍处在各种不可分割的民族文化中，那么他们将很难轻松自如地应对世界社会普遍的混乱局面。 当摩洛哥姑娘在阿姆斯特丹举办泰式拳击，亚洲人在伦敦举办说唱音乐会，印第安人在纽约庆祝狂欢节时，人们如何评价、解释这一切？过去和现在，各种文化经验从不屈从一体化和标准化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文化一体化方案毫无意义，而是恰恰相反。但是这一方案忽略了在西方国家的西方文化的反潮流；无视全球化过程的矛盾心理，并且错误地认识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的地方作用，例如，当地文化吸收并改造西方文化元素；没有考虑非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没有认识到各种混合文化，如国际乐坛中“第三类文化”的发展；过分强调西方文化的同一性，如果人们追溯其源的话，许多由西方国家及其文化产业所推广的标准其实是各种文化流派的融合。几百年南北文化的渗透最后形成了一种跨大洲的混合文化，欧洲和整个西方文化是这种全球混合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一直到14世纪都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西方的霸权地位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它始于1800年左右，准确地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 也许这并非偶然，如今“全球共同命运”的经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首先是威胁经验——有关各种问题的讨论：“流动性贫困”、“人口爆炸”、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食物中毒、空气和水污染的报道，或者宣布本公司在世界其他区域创建新岗位。由此人们发现，“世界社会”不是在“外面”，而是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基础，换言之，在抵抗世界社会经验的同时却证实了它的现实性和力量。 马丁·肖往前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全球公民社会的“经验”对他意味着（大众媒体的）自我认识和可能的行动意义，他通过分析冷战结束后的战争报道及其对他人行动的意义（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干预）进行实证研究，在何等程度上全球公民社会事实上已经形成。马丁论证道，以前战争和战争参与者都局限在暴力冲突地区内，跨时代的世界战争很少。现在和未来，战争会在世界各地爆发，并且所有人在潜在的或现实的大众媒体发动下共同参与。全球公民社会将成为全球观众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战争失去了地域性并且通过电视报导成为政治危机，即使在遥远的全球公民社会中心，人们也必须公开地阐述公正和干预他国内政的问题并且做出决定。“东西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危机是真正的全球政治危机吗？如果是，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等程度上它们被视为具有全球影响的政治危机，是否存在冲突区域外的超级大国或联合国的干预现象，并且这些是否经过慎重考虑。由此人们能够明确地区分真正的全球危机和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的世界战争和冲突，甚至重新审视最近几场危机的重要意义。为什么波黑和卢旺达发生的战争具有全球意义？似乎没有什么能够表明，这些战争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或安哥拉内战有什么不同。后面所提到的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其导火索是“肃清人种”运动。在某些战争中广大贫民遭受巨大的痛苦，“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人权遭到破坏，这一切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因为媒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量报道。而在另一些战争中，虽然广大贫民也遭受了不幸，人权也受到了破坏，但只有极少数的人了解这些情况，因为媒体对其关注不够。因此，这就是媒体创造和设计的地方战争冲突的全球意义，它激活了全球公民社会和冲突的全球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