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9)03-0013-08 社会抗争行为是所有社会类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任何政治制度类型所难以避免的现象，它与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朝夕相处、相伴相随。社会抗争与人类社会的这种共生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人们想知道，人类的集体行为究竟根源于哪里？它们的发生与发展有什么内在规律吗？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种表面上乱哄哄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对我们的集体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人类社会有能力通过努力降低或消灭社会抗争所造成的暴力结果吗？长期以来，社会抗争因为伴随着暴力行为而遭到人们的普遍诟病。在社会抗争研究的早期阶段，以法国思想家勒庞为代表的学者大多对社会的集体行动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些集体行动是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是暴民心理的集体反应，因此，社会抗争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大都具有负面作用，它们不可能对社会进步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比那些传统思想家走得更远的是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予骚乱与颠覆政权的行动以正面的评价，在一定条件下统治者一般倾向于以暴力来对抗暴力。不过，学者们很快就摆脱了勒庞及其支持者的影响，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对待底层社会的抵抗行动，并且不断使之理论化，形成十分复杂和系统的有关社会抗争的分析概念、解释模式、基本假设以及方法论。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和革命之类的社会抗争已经完全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领域中的一门显学。 一、社会运动理论 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常见的和主要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和抗争手法(repertoire)，其历史十分短暂，按照蒂利的研究，社会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768年的英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被制度化，同时，这种抗议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发展成为当今最流行的抗议形式。[1]在社会运动日益传播的同时，社会运动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五个阶段。 1.社会怨恨理论 1970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泰德·格尔 (Ted Robert Gurr)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试图探讨社会运动的心理根源。在他看来，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轨等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人们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此书中，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解释模型或者说解释概念——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他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而社会则具有实现这些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的价值能力无法满足人们的价值期望，这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越大，反之亦然。格尔根据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组合关系，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期望没有变化，而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如果社会的价值能力不变，而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而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2] 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社会运动的时候经常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批判：其一，剥夺感并不足以促使人们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在社会运动产生之前，人们还需要弄清楚剥夺的根源是什么即行动的意识形态，而制造意识形态的人往往不是那些遭受剥夺的行动者；其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资源和有利的机会，否则，不管剥夺多么的严重，人们都很难走上街头；其三，在那些发达国家，人们走上街头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很可能不是因为存在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时候很快就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那就是理性选择理论。 2.理性选择理论 与社会心理学派相反，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的集体行为绝对不是非理性的，社会经常性地以抗议形式对抗政府也不属于一种病态状态，他们的行动是完全理性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影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运动。 但是，奥尔森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最集中的一点是关于他对集体行动的原因的解释，他把集体行动的动机仅仅局限于物质与个人。在塔罗看来，奥尔森的理论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即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走上街头进行罢工、游行、暴动和示威？[3]15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个困境是如何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很显然，理性选择理论遇到了致命的问题。 3.资源动员理论 在反思社会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麦卡锡和扎尔德于197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1977年他们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同一个主题的论文。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这个理论被社会学家视为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模式。麦卡锡和扎尔德试图说明的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在60年代的美国增多了。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加了。与奥尔森一样，他们也承认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和动员那些缺少行动动机的人参与集体行动），但是，他们主张，扩大的个人资源、专业化发展与运动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为集体行动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专业的运动组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