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出版《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在书中，约翰逊提出“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作为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解释。在约翰逊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东北亚国家进行了研究，由此形成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该理论范式批判了战后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抓住了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本质特征，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但该理论范式也存在诸多局限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发展型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该理论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造成了发展理论的转折，超越发展型国家成为热门议题。本文结合发展型国家的发展历程，考察了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的主要内容，它所具有的解释力及其限度，并对超越发展型国家的几种路径进行了评论。我们相信，这样的工作，对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具有深远影响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资源意义。 一、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二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独立民族国家，形成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走向，为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素材和展现自己理论成果的机会，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现代化理论，是人类以“现代性”为价值目标、以西方发达社会及其走过的路程为参照而对非西方欠发达社会的展望和规划。这幅在进步主义信念支撑之下描绘的现代社会“蓝图”，充满了乐观情调。而且，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联合国主持下，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得以流行和实践。但现代化理论的乐观预言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在这些国家，尽管国民生产总值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很多问题却更加恶化了：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债台高筑，经济进一步受制于西方，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经济的波动导致政治局势的混乱，等等。这些情况说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对欠发达国家是不适用的，它导致欠发达国家对西方的进一步依附。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受到来自学术界的连续的批评而没落，以悲观主义为色彩的依附理论取而代之，并成为解释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国家)发展的主要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将一些国家的不发达归因于内部的文化和制度因素不同，依附理论将不发达归因于外部资本主义的剥削。因而，解救之道在于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或“脱钩”。依附理论观察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现代化的剥削特征，但它“将独立于美国(或)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外的好处看得太多了”①。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暴露了依附理论的缺陷，世界体系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扬弃了依附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自由主义实现了当代复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俨然成为了主流思想，该理论“把东亚有活力的发展归因于‘市场的魔力’——放任主义和一个开放的经济。如果存在某种国家干预的话，它是为市场服务的，它旨在使市场‘获得基本的权利’”②。 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回应，一些发展理论家通过对东北亚国家的经验考察指出，新自由主义无法正确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东亚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亦非新自由主义模式。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约翰逊认为，日本信奉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国家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德国历史学派一脉相承③。约翰逊就是试图从这种“经济国家主义”视角阐明日本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独特制度结构。在对日本通产省历史和结构的考察中，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在约翰逊的基础上，许多发展理论家开展了对东北亚国家的研究，由此形成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主要包括如下特点： 第一，强调从国情出发，超越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和自由主义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约翰逊指出，引入“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概念，主要目的是“超越美国和苏联经济的对立”④。在他看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是顺应形势的产物。 第二，发展主义把发展明确作为优先目标，实行策略性产业政策。“由发展、生产力和竞争力定义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通过对任何平等和社会福利不做出承诺，避免了目标的冲突。”⑤这是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点。此外，高度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是发展型国家的重要特征。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提出了东亚工业化的管制市场理论⑥。爱丽斯·阿姆斯顿(Alice Hoffenberg Amsden)把韩国定义为引导型市场经济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政府在驯服国内外市场力量并使之服从国家经济利益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理性地、有意识地培养出某些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并通过这些行业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干预产业政策，其“主要方面是提供这样一种景象，以使经济免受因不确定性和碎片性而导致均衡的破坏，避免经济行为者共同利用经济外部性，为此目的，需要建立必要的制度，并且调解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冲突”⑧。迈克尔·罗瑞奥克斯(Michael Loriaux)从一种更抽象的道德角度理解发展型国家，把它看作是一种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国家利益的道德雄心⑨。 第三，紧密的公私合作。约翰逊指出，在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建立和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企业家不承受单独追求企业短期经济效益的压力，因而有足够的余地考虑国家长远利益⑩。在对这种公私合作关系作出详尽考察后，他更是断言：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济成就都依赖于官僚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11)。康普斯(Campos)和洛特(Root)也认为亚洲奇迹的关键是铸造了一个“共享发展”的契约。这个契约把商业、劳动力、消费者和政府联合在一个合作计划中，从而确保了发展策略的成功(12)。韦德认为，正是一种阶级合作主义为东亚国家指导市场提供了基础(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