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3-0073-05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适时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举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原苏联共产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都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对本党意识形态进行了调整。[1]基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历史条件，各国执政党在意识形态的调整上也有着不同结果。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理念、执政环境上有着很大不同，但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上又面临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反思和借鉴其他国家执政党调整意识形态的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与延续性 意识形态认同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执政党的政治权力、权威和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意识形态的阐述和解释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接受，从而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作为实践基础上的观念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政党根本任务的变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特别是对于执政党而言，其意识形态只有随着执政环境、执政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由此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是，执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调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调整失误，将会给执政党的自身发展乃至执政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甚至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从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各国执政党意识形态调整的实践看，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形势的发展要求调整意识形态，执政党却视而不见，导致执政党意识形态僵化和教条化；二是在调整过程中放弃执政党原有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念，造成对执政党原有意识形态的否定，从而也就否定了执政党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 20世纪后期，东欧各国共产党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的苏联共产党，其意识形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走向了僵化和教条化。当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鉴于苏共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坚持苏共模式的意识形态。对于苏共而言，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前，其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再到契尔年科等，尽管在社会领域实施了某种程度的改革，但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坚守着一套被歪曲的、僵化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视客观现实环境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意识形态僵化和教条化，加之其他国内外因素的冲击导致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下降，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危机。同时，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僵化损害了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严重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最终伤及执政党自身。这是因为，僵化的政党意识形态往往阻碍着政党成员的创新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了党员的投机心理、顺从心理和保守心理，必然导致党员思想道德素质的下降。另外，教条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固定的条条出发，追求纯而又纯的东西，因而往往导致“左”的倾向。[2]而当民众对执政党所宣传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持越来越不信任的态度时，也为其他各类政治思潮和政治主张占据人们的“心灵”提供了土壤，由此带来社会思潮的泛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 执政党随着历史方位的变化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应当避免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作为政党对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利益团体的政治利益、政治权利以及政治意识在观念层面上的反映，是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保持凝聚力的理论基础。政党意识形态的消解意识味着政党的最终解体。而对于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的消解则意味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因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制度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撑，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在苏共的意识形态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从背弃共产主义信仰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的”新思维”一步步把苏共推向”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境地。在“多元化”的旗号下，各种腐朽思想，包括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等各种思潮汹涌而至，致使苏共原有的意识形态部门和思想理论界陷入混乱，造成党内公开分裂，最终导致苏共跨台乃至整个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教训极其深刻。这一悲剧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 在我国，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发挥着导向和规范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创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注重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与延续性对执政党的生存发展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适应性与导向性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执政的指导理念，是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对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意识形态能否在政党执政过程中发挥导向作用，取决于其与本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适应的程度。为此，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适应并引领本国社会发展，是执政党调整和创新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 因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而引起政党意识形态变化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当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各国政党。当时，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特点就是社会分层趋向多样化、复杂化，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在减少，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在美国，进入50年代后，蓝领工人的数量先后被其他工人超过。到60-70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地从过去的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转变，中间阶层的政治影响力随之日益壮大。这种社会结构变化导致政治上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政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开始疏远，过去那种工人拥护社民党、资本家拥护右翼政党的政治分野变得模糊起来。在这一背景下，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为于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尤其是中间阶层的支持，或者调整本党的政治主张、或者修改原有的理论观点、或者吸收其他政党的政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