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总是将中国社会自身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外来的“和尚”。从晚清立宪到民国革命，从新中国建国到改革开放，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向西方(包括苏联)学习，从亚当·斯密、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当今的弗里德曼、罗尔斯、哈贝马斯、施特劳斯，哈耶克当然也在其中。 从一百五十多年的社会政治思想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西方思想潮流的引入，任何一种传统思想的复兴，都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缘由，哈耶克之于当代中国也是如此。在诸多西方学术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中国，哈耶克凭借其坚定不挠的自由主义学理和对社会主义的个人理解，影响中国知识界近二十年。这或许就是思想的力量。 哈耶克主义在中国 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政治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个孕育发生的过程，哈耶克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登场是一个标志。此前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论战的胜利而逐步瓦解。 西方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首先是社会、政治、宗教与法律领域的思想运动，文学和美术只是其中一个狭小的领域。相比之下，中国新时期的人文思想要浅薄和片面得多，它们只是在一个狭小的视野下寻求人的审美精神的解放，中国历史的沉淀和现实社会的剧烈转型，以及开始进行的经济秩序、法治规则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等，那时都在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视野之外。而且，中国新时期的人文主义与它们痛加批判的旧制度、意识形态却有着共同的精神母体，因此很难开辟出新的社会政治理论之路。 正是在上述语境下，哈耶克主义在80年代末的中国出场了，其有关自由、法治、宪政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对计划经济、极权主义和政治乌托邦的剖析与批判，及其自生秩序的社会生成机制学说、知识有限论的知识社会学和对理性自负的独断论的严厉批判，开启了一个远比五四运动以来的各种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都丰富、深刻和复杂的新型社会政治理论。大致有15年的时间，它占据着中国知识界的主导地位，标志着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理论知识体系开始成型。 说哈耶克在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理论视域一点不过分。因为尽管在当时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哲学诸领域也有西方现代理论知识的译介和论述，但大多是零散的，枝节性的，而哈耶克的思想得到系统地翻译、介绍，颠覆了传统的知识结构，启迪了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把上述理论运用到对于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分析上，进而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应该指出，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夹缝中挣脱出来的。在理论上，它没有可以依附的资源。阶级斗争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无涉；人文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空有激情和批判的精神，与中国社会实际相隔膜；体制内的改革思潮惮于主义之争渐变为实用主义。但是，缺乏既有的说辞并不等于社会没有理论的诉求。当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法制等方面的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之后，必然要主动寻求自己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哈耶克思想在中国受到欢迎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理论从来就是分裂的两块，体制内和体制外既有差异又互相补充，前者代表国家，后者代表市民社会。虽然中国的市民社会千奇百怪，但毕竟已经从原先一统的框架下挣脱出来，逐渐有了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知识群体，公民意识开始觉醒，权利、自由、民主、法治和维权等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与制度实践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构成了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经济开放、权力下放、法制和民主政治等正在一步步动摇着旧体制，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是凝聚全社会各种力量与思想意识的主导话语。 国家基于统治需要，市民社会基于生活需要在都能接受的社会政治理论方面，似乎有某种共识。这样，一种独立的以西方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理论为标签的思想意识就出现并且扩展开来，在经济上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与法律上则是一系列现代法治、民主、宪政与人权的理论与学说，其中哈耶克无疑是一个重镇。简言之，上述勾勒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出现的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的状况，构成了哈耶克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发展的社会机理。 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政治开启了一条新路径，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迫切需要融入国际经济、政治的现有秩序，这使得政治国家在推进社会改革、经济增长、法制治理和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其他社会政治理论放开空间。 就市民社会来说，中国的市民社会远不成熟，还没有自觉到做出对于法治、民主与宪政的理论诉求。但是，这是一个可能发育出新型社会的希望之地，它们的潜在诉求却是与上述理论主张相一致的，虽然这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对哈耶克思想的中国化等理论构建而多少有些超前地实现的。 中国哈耶克主义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定位 哈耶克思想进入中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的翻译与传播，其在中国的演变也不单纯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西方思想资源被解读和引申，而是构成了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故可称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我认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有以下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