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弃了天下体系 秦并六国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分界线。周的天下体系崩溃之后，各国都在思考如何治乱，人们所想象的仍然是如何恢复天下体系以及争取成为天下之新主。虽然许多国家已经对传统制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在部分地区尝试了与分封制有本质不同的郡县制，但只有秦的法家改革是真正彻底的：秦试图由天下中的一个强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国家，它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传统的宗主国或者霸主。不过，在吞并六国成为事实之前，似乎没有证据说明秦已经有了一种帝国的规划，大概只有关于超级国家的一种模糊的新政治意识。新的政治意识的理由并不很清楚，秦军事力量的明显壮大或多或少地强化了征服的诱惑，但根本原因可能是秦更愿意进行体制创新而不相信所谓不变的先王之法。商鞅、韩非等都鼓吹过政治创新，不过新政治将是什么样的仍然不很清楚。一直到成功兼并六国，一个从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为摆在面前的事实，如何建构大规模的有效直接统治才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周的天下体系在理论上覆盖了整个世界，在实际上直辖统治的地面并不大，大部分地面是通过分封诸侯的间接统治。天下部族众多，这是自然长期形成的多样性，周承认众多共同体这一既定的多样性事实，这是一种能够获得普遍支持的理智态度。对于周而言，首要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既能够维护多样性又能够保证天下和平的普遍合作体系。周的天下体系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成功地处理了众多共同体的普遍合作问题。在周的时代，人们不会想到大规模的直接统治问题，因为没有人会故意破坏传统的既定事实。天下的众多部族都是历史悠久的存在，大多数都可以一直追溯到无考年代，部族的统治集团都是人们世代尊敬的贵族：天下共主可以轮换，但贵族永远都是部族的合法代表。没有人平白无故去怀疑既定现实，因为“一向如此”就是无可怀疑的理由。但对于秦始皇，形势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数百年的兼并已经推翻了绝大多数的贵族，只剩下秦一族，而且，秦并非因为得到万民的支持而成为天下共主，而是通过武力成为天下的征服者。天下征服者是一个全新的事实和概念；从武力征服的角度看，秦始皇确实为“五帝所不及”，只有秦以武力征服了所有国家。绝对征服者不需要与任何部族进行谈判或者协商，它拥有全权去建构统治。如何处理被征服的天下，这与如何处理顺服的天下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建国之初，秦统治集团讨论了制度是否需要创新的问题，如《史记》所载：“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以看出，大多数人仍然希望按照周天下体系的分封传统治理天下，而李斯对周天下体系的挑战性分析是深刻的。周天下体系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合作体系，但仍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当时无法克服的漏洞，因此不能永远维持合作关系。由李斯的现实主义政治观点看来，问题出在分封制度给核心政权留下的实力太小，以至于无力管制可能出现的作乱，而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天下必定慢慢地重新变成乱世。于是秦始皇支持实行中央集权的法令一统的郡县制。郡县制虽然不是秦始皇的发明(战国已有)，但把郡县制推广为大规模的帝国制度则是秦的创造。与郡县制相配合，秦统一了法律、文字以及各种技术标准，这不仅降低了社会合作的成本，而且以统一规则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人们在同一个游戏中按照同样的规则做事情，这使得中央集权的帝国具有了社会基础(秦来不及建立国家意识形态，这是由汉完成的)。 由秦所创造而经过汉长期建构而确定下来的中华帝国定义了一种新的政治。秦汉所奠定的中华帝国结束了天下体系，终结了由周朝开创的世界政治思路。从理论上说，尤其从当代眼光看来，秦终结天下体系和世界政治思维是一种政治退化，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帝国这一新政治无疑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它的政治问题规模及其思维幅度虽然小了许多，但它通过帝国这一政治形式使得统治的权力具有了从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形成了从所未有的绝对权力。而天下体系的天子虽然在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力，但却不是普遍权力，因此远远没有帝国那样的强大权力。 秦汉以来的绝对权力导致了人们对权力的变态迷恋。对权力的迷恋是有了帝国以来多数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无论权贵还是普通百姓，都把权力看作是最高价值。权力能够支配和兑换一切东西，这使得其他所有东西都贬值了。权力的诱惑力无法抗拒，连鼓吹伦理的儒家们也不能成为例外。一般都把伦理看作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其实很可疑。权力意识就很可能比伦理意识更为普遍，而且也更强烈。但这决不意味着帝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恰恰相反，权力意识并不等于政治意识，而是对政治的否定。毫无疑问，权力的分配和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可是当人们不去思考关于权力的政治问题而只追求权力本身时，权力意识就变成了反政治的意识了。它意味着“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了“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正是黄宗羲批评秦汉以来帝国制度的理由)，权力问题由权力的正当安排和使用变成了如何夺取和维持权力，政治问题变质为统治问题。这种萎缩和变态了的政治意识不仅使统治者不再关心万民，而且也不再关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