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6-0048-10 西方社会科学对社会科学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有持久关注并产生诸多理论成果。①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有些姗姗来迟，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关注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结构-能动(structure-agency)、观念与制度等政治学的本体论问题。②而英国社会学家米切尔·黑尧把社会科学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政策过程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区分了国家与政策过程的三种理论模式，即“多元主义；各种环境理论和发展理论……；强调国家的权力，寻求分析政府机构内政治主体的角色的理论”，相应地，将政策过程研究归结为三种途径：行动者(或行动)③、结构主义、自主性国家。④这一区分超越了结构-行动“二元论”，代表了西方政策过程理论乃至政治科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为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份较为清晰的“路线图”。 据笔者的有限观察，虽然国内外近年来关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滞后于政治科学的理论进步。一则，国外对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陷入一定误区；二则国内的相关研究，还缺少本体论的自觉。本文尝试从政治科学本体论、认识论出发，沿着“黑尧路线”刻画政策过程的三个途径——行动者、结构主义、自主性国家，然后对既有关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成果予以审视，最后进行总结——说明本文的目的或意义。 一、政治科学的本体论：超越“结构一能动”“二元论” 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哲学中，在实证主义、诠释学(Hermeneutics)日渐式微之际，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甚嚣尘上，主要理论流派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批评诠释学(Critical Hermeneutics)、自在建构论(Autopoiesis theory，又译“自创生理论”⑤)，等等。这些理论的核心是社会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例如，按照德兰逖的说法，当代社会科学在作为认知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两种观点之间……核心的理论争辩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建构论—实在论争辩。⑥那么，什么是本体论，社会科学本体论有哪些议题，政治科学的本体论有何特殊性？ 以政治科学为例，大卫·马什、保罗·弗朗指出：当人们说他们在“研究政治”，其实就是在做出一个本体论的陈述，因为在这一陈述中隐含着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解，即政体(polity)是由什么组成的，其一般性质是什么。因此，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是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知道些什么，而认识论关注的是我们如何知道它。本体论通常被区分为实在论、建构论，实在论者(或基础主义者、本质主义者)强调现实的外在性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的客观性，建构论者(反基础主义者、阐释主义者)认为科学并不独立于其研究的对象，而是建构了其研究对象。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论有一定的相关性，一定的本体论往往意味着一定的认识论、方法论。如实在论的认识论——实证主义，通常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而阐释学则采用定性研究方法。⑦ 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社会科学本体论、认识论的主要议题被定位于“结构—能动(行动)”或“结构与人”、“社会与个人”。由此，社会科学被认为主要有结构主义、行动者途径以及融合二者的辩证方法等几种研究途径。在结构一能动议题中，斯图尔特·麦卡纳拉认为：能动指个人或团体影响其环境的能力(意图的或相反)。结构即背景，一般指界定行为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范围的物质条件。⑧如果一种观点认为，是经济水平、阶级地位、父权主义等结构性因素决定了人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被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所结构着，我们的命运被外部力量所决定着，那么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立场；而如果认为，作为行为者的我们具有塑造我们自己命运的能力，多元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决定了公共政策，结构是行动的结果，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行动者途径立场。20世纪后期，典型的结构主义或行动者途径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一方面，融合结构主义、行动者途径的“辩证方法”兴起，产生了诸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阿切尔的形态发生学(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等；另一方面遭遇了后现代主义的激烈抨击，“结构-能动”议题被视为传统西方哲学典型的“二元论”，后现代主义主张：我们对这一问题所具有的任何理解均被看作是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话语中建构的东西。结构和能动这类现象的唯一属性是话语中表达的东西。并不存在“外在于”话语的“结构”或“能动”；它们只是话语中的概念，经由它们理解并建构我们周围的世界。⑨ 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领域，政治科学理所当然地视结构一能动为其本体论议题之一。这在最新的政治学理论教科书中得到了反映，如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主编的《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版(1995)、第二版(2002)都专设一章讨论结构-能动问题，并先后由著名政治学家库林·哈伊、斯图尔特·麦卡纳拉撰写。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关注了政治科学中的“结构-能动”议题，分析了结构主义、行动者途径，但忽视了自主性国家途径。政治科学不同于社会学，社会学的本体论议题可以仅定位于结构-能动，但政治科学不能无视国家。因为“国家”不能简单地视为结构性因素，国家也有能动性，国家经常扮演能动、积极的角色；而且，国家(政治领袖、官僚或政治代理人)具有的自主性、能动性，既不仅仅是结构的产物，也不仅仅是社会行动的结果，甚至部分地成为结构、行动改变的原因，它可能影响结构因素、个人或团体的行动(目标、策略、方式等)。因此，国家、结构、行动应该同时成为政治科学的本体论议题。相应地，政治科学理论的研究途径还有自主性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