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方案说“不”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一个能清楚地表明在“法国理论”中被称为飘忽不定的能指的例子：这个“不”有着含混的、不一致的、多元决定的含义；它既包含对工人权利的维护，也包含种族主义思想；它既包含对某种被感知到的威胁和对变化的恐惧的盲目反应，也包含朦胧的乌托邦愿望。我们得知这个“不”确实是针对许多对象的：针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新自由主义，针对希拉克和当时的法国政府，针对从波兰涌入的移民劳工（他们的到来降低了法国工人的工资）等等。一场真正的斗争正在进行当中：争夺的是这个“不”的含义——谁将占有它？谁能把它变成一个内在一致的、替代性的政治视角？ 如果存在一种对“不”的主流解读，那就是克林顿的一句旧格言“那是经济问题，愚蠢！”的新变体：这个“不”可能是对欧洲经济令人沮丧的局面的反应，与其他新近出现的强势经济区域相比，欧洲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都停滞不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是一个不恰当的反应，一个代表享有特权的欧洲人的惰性反应，一个代表那些坚持旧福利国家特权的人的反应。担心任何真正的变革、拒绝全球现代化带来的新世界的不确定性，两者触发了“老欧洲”的这种反应。支持说“不”的是危险的、“非理性的”孤立主义情绪，在这种情绪下，难怪欧洲的“官方”反应几近恐慌，狭隘的地方性拒绝开放和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人们已习惯了听这样的抱怨，说选民正变得越来越冷漠，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在下降，结果忧心忡忡的自由派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公民社会主动精神的幌子下大谈民众动员的必要性，大谈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的必要性。然而，当民众从不关心政治的沉睡中醒来，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叛——难怪许多持技术统治论观点的开明自由派人士在想迄今的“冷淡”到底是福还是祸。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那些看上去纯属右翼种族主义的因素实质上是工人抗议诉求的一种变形。当然，在要求阻止外国移民劳工的诉求中有种族主义因素，因为后者对就业构成了威胁。然而，人们应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从后共产主义国家涌入的移民劳工并非是某种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的结果，它实际上是资本为了限制工人的要求而采取的策略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墨西哥非法移民地位合法化方面，美国的布什比深受工会压力的民主党人做得要多的原因。所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右翼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是今天最好的论据，说明“阶级斗争”远未“过时”，反而在继续——左翼人士应从中汲取的教训是，不要犯右翼民粹主义以迷惑人的方式把仇恨移置到外国人身上的错误，不要犯“把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的错误，即站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开放立场上反对民粹主义者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倾向，而抹去了其移位了的阶级内容——尽管这样做是想表达关爱，但对文化多元主义开放性的一味坚持实则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背信弃义。 今天的政治领域不仅有后政治治理和民粹主义政治的两极化倾向；贝鲁斯科尼向世人展现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如何能在同一个政治力量内共存：如贝鲁斯科尼的“前进，意大利”运动！但这种现象不能作为说明后政治民粹主义的例证，即那种以民粹主义方式使自身合法化并持中间路线的政府。同样的情形是否也适用于英国的布莱尔政府和美国的布什政府？换句话说，民粹主义是否在逐渐地取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立场，而以一种对后政治统治的“自发”补充方式出现？以其“伪具体而微”的方式出现？以其转换成诉诸个人切身经历的方式出现？这里关键的事实是纯粹的后政治（这样一个政权的自我合法化必须是彻底地奉行“技术统治论”的，因而表现出它是有能力的政府）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政治集团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加强自我合法化。 民粹主义：从概念的矛盾说起 法国与荷兰的“不”使我们见识到民粹主义的最新故事。对于持技术统治论的开明自由派精英来说，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亲法西斯主义”的，是政治理性的死亡，是以盲目的乌托邦狂热为借口出现的反叛。对这种怀疑论调最方便的回应就是坚称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中立的：乃是一种超验形式的政治立场，能够被整合进不同的政治实践中。这种选择经由恩内斯特·拉克劳作了详细阐述。 对拉克劳而言，在一个合适的自我参照情形下，霸权式整合的逻辑也适用于民粹主义和政治之间的观念对立：民粹主义是拉康式的政治欲望客体，代表政治的普世维度，亦是理解政治的“捷径”。民粹主义不是特定的政治运动，但又是最具政治色彩的：即社会空间的形变能影响政治的内容。其构成因素纯粹是形式上的、超验的，而非实体性的：当一系列的“民主”诉求（改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降低税收、反战，等等）与一系列同类的事件结合起来时，民粹主义就产生了。该结合产生出作为普遍政治主体的“人民”。民粹主义的要点不在于这些诉求的实质性内容，而是通过这些诉求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事实。“人民”成了政治主体，而且所有不同形式的、特定的斗争和对立都成为在“我们”（人民）和“他们”之间进行的全球对立斗争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和“他们”的含义并没有事先规定，谋求霸权的斗争的筹码却蕴含其中了：即使像残暴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因素也能被整合进民粹主义的一系列实践当中，“他们”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现在清楚了，拉克劳为什么青睐民粹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民粹主义为某种公开的斗争提供了一个中立的、“超验的”发源地，该斗争的内容和风险由其对霸权的可能追求来确定，而“阶级斗争”把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工人阶级）预设为特权的政治力量；这个特权本身并不是霸权斗争的结果，而是基于该群体的“客观社会地位”——结果，思想政治斗争最终成了“客观”社会过程、权力及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的附带现象。相反的是，对拉克劳而言，某种特定的斗争被提升到作为所有斗争的“普通对应物”的事实并非是预先决定的，而是谋求霸权的可能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某些范畴，这个斗争可能是工人斗争，在另一些范畴，可能是爱国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另一些范畴，又可能是争取文化包容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斗争内含的积极因素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能预先确定让其承担所有斗争的“普遍对应物”的霸权性角色。因而，对霸权的追求不仅在普遍形式和个别内容的多元性之间预设不可消除的鸿沟，而且通过这个或然的过程，这个内容的某部分“演化”成普遍范畴的直接体现——比如在1980年的波兰，团结工会的特定诉求被提升到体现了人民普遍反对共产党的政权，这样所有的反共力量（从保守的民族主义反对派、自由民主主义反对派到文化异见者、左翼工人反对派）都在空洞的能指“团结工会”下确认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