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解释体系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观照 由于思考者本身就处于那个知识世界之中，因而中国传统解释体系并未也不可能对传统政治知识作出客观的置身事外的思考。正如他们对“神”、对“天”、对“道”可以有着充分的信仰，却无法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做出明确的界定一样，知识与政治这个命题感性地、隐约地存在于他们所构筑的知识世界之中，虽然并不妨害他们对此做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但却注定无法做出全面的观照和反思。惟其如此，他们一方面可以对此做出时变时新、与时偕行的阐释，另一方面却也无力脱出这一整体的知识世界因而也无力脱出这一整体的政治世界。 虽然如此，作为传统知识世界的物化形式之一，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类书，以及散见于后来归之于集部的那些撰述，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进行了多侧面和多维度的描摹与解说。从大的方面说，经典形成以后的宗经与解经运动，两汉的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之争，经学上的汉宋分歧，宋以后的理学与心学之争，明清之际的心学与实学之争，都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和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的某种影像。然而对于处于中国传统解释体系之内的阐释者来说，无论其怎样高明深刻，却如同身居广室之内，可以见得亭台楼榭，可以见得只砖片瓦，却无法得见全貌。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政治知识与这些阐释者之间的关系，便如同宋人所谓“月映万川”，无数的阐释者均在描摹同一个知识世界，而这个知识世界却决然不同于这些阐释者的立言，虽然它的的确确存在于这些立言之中。 在现代学术学科兴起之前，中国传统解释体系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做了怎样的描摹呢？第一，汉代以来我们尊之为“经”的数部典籍，特别是“五经”，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做了最早的文字化的记录和阐释。应当指出，从时代来看，五经所指称的时代在“道术为天下裂”的衰世之前；因此从内容来看，五经虽各有所侧重，然而相互涵摄、相互支撑，易经中可见政事，诗经中可见礼仪，书经中可见历史，春秋中可见占断卦卜、天道人事，礼经中可见诗性思维。五经之后，辗转增益，又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不过以五经为基源、为主干，渐趋丰富圆满而已。中国传统解释体系中第二个应当注意的是我称之为“附经”的撰述，即历朝历代的宗经、注经、解经、笺释、删定、正义等等辅翼经典的著述。第三，先秦诸子，附带应该注意的是传统解释体系内对诸子的研究，主要是前者。诸子时代虽然分裂了经学时代整全的道术，各执一偏以立言成说，然其对于“道术”的反思比较经学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却更见自觉、高远与卓越。后人称诸子时代为中国思想界之黄金时代，并非虚言。可以这么说，先秦诸子继五经之后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进行了集体反思，对其知识因子进行了抽象、放大、忽略、转换和重组，诸子之间的辩难驳论，事实上早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构置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系列矛盾性的结构和存在。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逐渐进入其结构化的稳定状态，先秦诸子功不可没。第四，中国传统解释体系中的一些类书，诸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续书等。这类撰述严格意义上并非以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为直接对象，而多是侧重于历代典章制度之梳理，明其渊源流变，传承有自。虽然如此，这类著述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与现实政治形态之关系是极有助益的。可与正史中的相关志、表参看。第五，中国传统解释体系内带有个人性质的撰述，诸如水心集、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等，这类著述有两个特征：一是其撰述对象牵涉极广、范围极大，并不局限于一两个主题；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谓平生志业皆在其中。因而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偶有述及，看似不经意，却往往透露真知睿见，惟其常散见于其论述其他主题的文字中，故而较难整理。可作为前四种文字材料的补充。 概略言之，中国传统解释体系对传统政治知识形态的描摹，呈现这样的解释结构：以经学开其渊源，以子学立其格局，以类书等总括其物化成功，以个人性撰述补缀其遗阙罅隙。这样的解释结构形式本身其实亦是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在内容上导致这样的后果：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的宗经思维、中国传统政治知识中的矛盾性的相反相成与多元混一的整体形态、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对历史的倚重与对前代文物制度的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政治知识世界中的个体思想者自身的思想自足与反思及其与整个政治知识世界的独特关系。 应该说，中国传统解释体系对传统政治知识形态的描摹有其自身的形式和理路，而对于这种形式和理路，当整个社会形态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换之后，也就是说当我们告别的传统时代、步入近代和现代社会以后，不断有人对其加以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有着发人深省的思想成果：或谓之这种形式和理路，原本是传统时代集体无意识之产物，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思想的极限。这种认识原本是不错的，然而今之视昔犹如后之视今，也可以说今天的我们一样正处于我们不自知的局限之中，从这一点来说，这是通行于古人、今人、后人的通则，不足以为传统政治知识之弊端；从相反的方面看，无论古人、今人，抑或者后人，当其身逢其时，想来并没有知识或者思想局限之痛苦，也并没有要跃出这种他不自知的极限的必要，当然也没可能。同一时代之个体思想家，或者激越、或者保守，然而都能取得个体思想上的自足，这是一样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个体思想的激越或者保守，同在于一个整体性的知识世界中。但是，学术终究是随时代进步的，我们一再地追寻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一如我们的前人。然而，时异境迁，对于前人所追问的原因或者说思维成果，我们并不满足于以此自限；于是我们追问原因的原因，虽然我们同样说是在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不过此一现象已自不同于前人。好比说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追问中国传统文化之局限，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又开始追问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也就是追问我们追问传统文化局限的局限。学术是这样进步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解释体系，一方面我们要设身处地地去深切思考其合理性，这种思考会给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的解释提供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完全循着传统解释体系的理路对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再做诠释，因为现代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传统解释体系。 二、广义“思想研究”之利病分析 在现代学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的研究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所谓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观念史的研究。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20世纪的上述研究取得了哪些较为重要的具体成果。结合本文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研究之目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思想史”或者同类题目命名的，值得我们重视的著作大致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成稿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成书于1942年，出版于1944年）以及《中国思想通史》（此书撰述历时10多年1946—1959）、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两汉思想史》，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葛兆光《中国思想史》①；以“哲学史”或者同类题目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②：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劳思光《中国哲学史》、任继俞《中国哲学史》、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以“文化史”或者同类题目命名的重要著作有：柳翼谋《中国文化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近有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等；以“学术史”或者同类题目命名的重要著作大致有③：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近有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多卷本）等。“观念史”就其“名”来说或者可能是一种晚出新兴的学术研究潮流，但就其“实”来说：追原某一观念形态之发生演化，考竟其渊源，彰显其流变，则不必是新近才有的：就现代学术的范围内来说，比如郭沫若对“先秦天道观”的考察，徐复观氏对“孝”的观念之考察，无论就其运用的研究方法，还是就其立论所达到的成就和影响而言，都可以追溯到相当早的时候，如今的观念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虽然彼时他们并不管这种研究叫做“观念史”研究。在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关的观念史研究方面，近有王中江主编、张岱年等著《中国观念史》，颇有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