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4-0071-05 一、“问题”之中有“主义”：第三次大争论的背景及其实质 小平同志曾提出“不争论”的方针，并说这是他的一个发明。我理解小平倡导“不争论”意在争时间，重实践，勿因争论坐失良机，让实践去作结论；“不争论”是在某种条件下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方针和政策。但从理论上说，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中，因不同主张引起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围绕着“市场”问题大的争论就有三次。通过争论，使我们在关系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有更明晰的认识、更自觉的行动。当然，中央高层领导、全国重要媒体在“争论”过程中“不介入”，可以保证全国大局平稳，全党行动统一。 在第三次大争论中，涉及“问题”与“主义”的久远话题。80多年前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著名口号，一直受到批判。但我们党在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也曾出了一些偏差，把“主义”当成教条。一些自称马列主义者也喜欢动不动用“主义”作为棍子打人，上纲上线，使得这种语言习惯很不受欢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重新认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慎谈“主义”，少用“主义”吓人、压人，这是对的。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实际上还是存在对于“主义”和“制度”的选择的。“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地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P599）果然，这次争论把不少人引向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老问题的新思考上来。 引起这次争论的背景是改革到了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贫富悬殊、困难群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官员腐败、国企改革、土地征用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恶化等等。争论的主要不是上述问题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怎么走？ 概括起来说，“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打着改革的旗号搞私有化，打着市场化改革搞资本主义，“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上述问题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改革的结果；改革搞得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将改变颜色，共产党将面临丧权的危险……。 “主流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们是借反思改革反对改革，借批自由主义主张回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改革还不到位，而不是改革方向出了问题；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全面快速的增长同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体制上的原因则是政府还没有实现由经济指导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争论以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关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表态告一段落。更为重要的“表态”当然应属于近两三年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坚决而有步骤地解决前述矛盾和问题。人们把胡总书记和温总理的讲话视为大争论的总结。但我觉得，“总结”不等于“终结”。认识的分歧是很难在较短时间里消除的，并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如何看待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呢？这里不把争论的双方分成“改革派”与“保守派”，“右派”与“左派”。因为两“派”的人员及其观点是复杂、甚至是多元的，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某一“派”总体上是对的，也不全对。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大政策，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对近年来突现的问题必须作具体分析。比如说，牵扯全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首先就必须承认改革以前中国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是处在贫穷状态下的，那时差距小，但那是平均贫穷，现在大多数城乡居民均已从温饱走进小康。拿住房来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4m[2]增加到20m[2]。必须看到这一最基本的事实，才能不因存在问题而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巨大成就。今天的中国，尽管出现富有的阶层，又出现失地、下岗失业的困难群体，但中间收入阶层在扩大，并将在正确政策的指引下继续扩大。社会发展趋势是“社会中间阶层化”。而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则是改革以前就存在的老问题，只是由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发展的不平衡而更加显现了。环境的恶化则是发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也不能完全否认我们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局部性的方向性、涉及“主义”的问题。教育领域的改革、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确有“过度市场化”而损害社会公平原则；国企改革、土地征用中就存在少数人借改革的名义掠夺国有资源的问题；而贫富差距过大已经使我国基尼系数高于被我们视为资本主义的许多国家了。有人不承认有资产流失，说老百姓懂什么经济学呢？我倒觉得这种人可能由于远离老百姓而根本不懂得穷人经济学了。我们起码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不正视矛盾和问题，不按科学发展观做政策上的某些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就会在“主义”和“制度”上出大问题。我认为，中央这几年在分配政策、三农问题、教育、医疗卫生制度、社会保障、土地管理等方面采取的方针、政策、举措，正是以实际行动来不断端正我们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一系列重要制度、法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正体现了党和政府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正确决断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