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7）04—0015—010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瑞典所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开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的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不仅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而且其经验具有普适价值，是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活着的马克思主义。诚然，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两次执政的65年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中首屈一指，使瑞典这样一个人口只有800多万， 面积不过45万平方公里的北欧国家，在一段时期里，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超过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的4倍，出口超过9倍，所提供的机器和设备超过14倍，就业率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长期保持1％到2％的低失业率，在人均收入水平、社会保障、保健、教育、环境保护和其他指标方面，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然而，瑞典模式绝不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不可能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 瑞典模式有三个阶段。它的第一阶段，是实行“福利社会主义”。虽然它从一开始就把福利政策当成了社会主义，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它并没有消除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一系列弊端，因而随着“福利社会主义”的局限和弊端的凸显，其性质就遭到人们越来越严重的质疑。瑞典模式的第二个阶段，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对瑞典模式进行重新概括的“职能社会主义”。由于“职能社会主义”在实际上只是对瑞典模式传统理论的不同表述，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福利社会主义”所固有的种种弊端，这就使瑞典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陷入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催生了以20世纪80年代初瑞典议会通过建立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为标志的“基金社会主义”。作为瑞典模式第三阶段的“基金社会主义”试图对私有制有所触动，从而促使资产阶级各集团联合起来，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发动反攻，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却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和纲领上、在政治战略上都没有做好向私有制提出认真挑战的准备，因而招致连议会通过了的法案都被资产阶级所推倒、“基金社会主义”遭到废弃的厄运。这样，瑞典模式在经历了74年（社会民主党在这个过程中累计执政65年）、三个阶段的发展以后，就只留下了福利社会及其弊端：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缺乏对工作的激励机制和对创业精神的鼓励，严重挫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企业主的投资积极性。按照税法规定，工人要交的所得税占工资的30％—35％，加班和兼职的收入纳税率达50％，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增加到75％，结果一方面是某些行业中每天的旷工人数达到全部劳动力的25％，另一方面又使许多人宁愿在家里依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活也不愿出去工作；瑞典的移民政策也鼓励移民享受政府的补贴而不出去工作，而且补贴的数额还超过清洁工、手艺人、民工的劳动收入和所得，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矛盾。瑞典的高税收政策还导致其国际竞争力逐年下降：从2000年前的世界排名第九，降至2000年的排名第十一、2005年的排名第十四。与此同时，瑞典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据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公布的数据，失业率为6％，而据联合阵线计算，将提前退休者、长期病假者、正在接受培训者都计算在内，失业者将达劳动力的17％。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在2006年的大选中，瑞典社会民主党仅获得35.2％的选民支持，比上届下降了4.7％，在议会中仅获130个议席（在上届获144个议席），从而又一次失去了执政地位，并使瑞典进一步打算放弃原先的福利模式。 一、福利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 瑞典模式的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的“福利社会主义”。其基本立论依据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福利，因此，为福利所做的一切就是社会主义；进而又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1—p328]。福利社会主义源于汉森对社会民主党传统思想的斗争。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成立时宣告自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党的任务是争取选举权和通过议会改变劳动者的处境，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其首任主席布兰廷虽然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却还把社会化看作是为实现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终极目标而进行的逐步、渐进的改良。汉森在接任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二任主席以后，逐步以福利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取代了社会化的方针，从理论到实践彻底完成了向社会改良主义的演变。 汉森在1928年左右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和建立“人民之家”的思想。他认为，为了使党赢得农民和中间阶级的支持，打开合作的道路，瑞典社会民主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以使人民获得自由、为人民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反之，阶级的概念看上去有局限性，不利于党在现实中活动和实现党的目标。他还把国家比作家庭，提出建立人民之家的目标。在1928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因沿袭传统的社会化方针而选票减少，1930年地方选举中只提出有限的社会政策目标却赢得一定胜利，使汉森决心用“人民的党”和“人民之家”方针去取代传统的社会主义方针。他说，问题不在于大声疾呼地提出一些传统口号，而是要解决同人民日常的切身利益有关的迫切问题。为此，他把平等、福利、合作当作“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把它们置于社会化的长远目标之前。 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实现“人民之家”思想提供了机会：当时，失业工人几乎达到工人总数的1／3，罢工斗争不断发生，党内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应赶快实行社会化。汉森则认为，危机还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马上就要崩溃，他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业、刺激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反危机纲领，强调通过劳动力市场和政治改革去实现经济平等，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反危机政策的出发点是“全体人民”，宣称民主是实现社会民主党理论的唯一秩序，强调了遵守民主的义务以及为群众的利益而进行阶级合作的重要性，结果使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04万张选票，占总票数41.7％，从此开始了其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