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最令人迷惑的方面是她对某种形式的委员会民主的支持,这是她的著作中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批评者们认真对待的问题之一。对于她在这方面的具体的建议,人们的评价总是离不开“乌托邦”这个词:“乌托邦式的平民主义”、“破坏性的乌托邦”、“反柏拉图式的国家乌托邦”,甚至“不负责任的乌托邦”。这些批评立刻使我们想起阿伦特自己也把她的这些建议限定性地称为“人民的乌托邦”。批评者往往只把矛头对准阿伦特委员会民主理论结构上的一些明显的漏洞,而对于真正的谜团,即一个敏锐的、富有洞见的思想家为何会如此坚定地支持这样一种显然不切实际的政治选择,却弃之不论。这使得关于阿伦特委员会民主的讨论落入了本不应有的晦暗之中。 事实上,阿伦特已预先回答了对于她没有完备地提出委员会民主的结构的指责。她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谈论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相关的重要研究近几年已经在法国和德国出版了,真正感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了解。”阿伦特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为委员会民主绘制详细的蓝图,因为有其他人正在做这件事。她的意图只是勾勒一个政治架构,以阐明实现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原则的可能性,这个架构包括:直接民主,现代世界中公共自由与公共幸福的经验,一个形成合理的意见的场所,以及一种不以主权观念为基础的政治形态。 为排除那些含混的干扰,有必要对阿伦特的委员会民主论述进行再检讨。我将首先概述代议制民主存在的重大问题,阿伦特认为委员会民主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第二,阐明阿伦特的委员会民主的概念及其原则;第三,简述对阿伦特委员会民主理论的批评;第四,论证阿伦特的某些概念如何阻碍了她对现实存在的委员会民主历史经验的理解。 一、代议制民主存在的问题 与杰斐逊一样,在党派政治参与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阿伦特认为,“没有对公共权力的参与与分享,就无所谓幸福或自由”。在她看来,《美国宪法》削弱了民众的政治经验。在宪法规定的代议制民主中,只有政治代表才能够体验那种被誉为“在积极意义上体现了自由行动的‘表达、讨论、决定’”的政治。代议制民主使广大民众局限于私人事务,使杰斐逊所言的“对于幸福的追求”丧失了公众维度,而成为纯粹的个体幸福。 同样,阿伦特也认为自由本质上被缩减成了私人的、非政治的东西。这些私人性的自由不能使我们“将公民权错当为政治自由,或是将这些公民政府的雏形与自由共和政体的真义等同起来。政治自由概括说来要么是指‘参与政府’的权利,要么什么也不是”。 《美国宪法》破坏了自由的积极含义,至少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这样。它用公民自由、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只是私人幸福的累加)、私人的原则和无知的公共意见取代公共自由、公共幸福和公共精神。美国的体制可以在大众福利、公民私人幸福保障这些方面称为“民主”的,但就“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重又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言,它只能被认为是一种寡头政治。 除了以上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阿伦特也给出了一些实践方面的意见,首要的一点与阿伦特关于什么建构了合法的政治命题的概念相关。阿伦特认为,政治生活关注的事物跟真理无关,不管是理性的真理还是事实的真理,政治生活关注的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它关注的命题不仅允许讨论,允许存在多种观点,而且还要求讨论,要求存在多种观点以达成合理的判断,正是辩论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 阿伦特上述姿态的目的在于保护政治经验的独特性,使它和那些把政治简化为绝对真理的实现的宗教或世俗经验区别开来。在这里,她表达了与以赛亚·柏林和J.L.塔尔蒙同样的忧虑,即真理往往与自由相冲突。在她看来,真理只能承认和服从,不允许讨论。 在一个真正的政治命题中,个人的偏好是不能被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客观标准所决定的。政治事务是协商的事务,它们惟一的有效性来源于讨论和认同。真正的政治命题总是允许理性参与者之间存在不同意见的,总是允许作出选择。因此,阿伦特认为要保持政治生活经验的完整性,就必须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主体上面,因为正是后者使意见得以生成。她不仅接受了柏拉图的政治即信念王国的判断,还坚持认为这是政治经验的灵魂所在。 尽管如此,政治活动中没有真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观点都同样有效。观点的有效性取决于作出判断时采纳了多少种观察问题的角度。“当思考一个给定的问题时,我越多地在头脑中展现他人的立场,我就越能更好地想像自己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代表他人思考的能力才会更充沛,我的结论和观点也会更加有力。” 以下是阿伦特对于代议制民主的实践的批判:代议制民主不能给它的大多数公民提供多元视角的经验,因此它阻碍了解决政治命题的合理观点的形成。实际上,对阿伦特来说,在某种特殊意义上,“观点”这个词在代议制民主中根本不存在。 阿伦特认为,公民必须拥有参与政治问题、为形成正确观点进行公共辩论的个人经验。因此,委员会民主,许多公共空间或乡村周边的“基础共和政体”就显示出了必要性。对代议制民主的常见辩护是“一个房间装不下所有人”,阿伦特聪明地反驳:“选票箱无疑太小了,它只放得下一张选票”。总之,阿伦特的立场本质上与卢梭坚持“每个公民只需各思其所思”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