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6)02—0026 —05 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肇始于西方学界的政治学研究方向。由于学科体制的限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才有机会接触这一政治学领域。我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开展的，又是基于本国政治发展实践活动的规律和经验的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研究肩负着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巨任。 一、国内政治发展研究概况 政治发展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研究的恢复为我国学者从事政治发展研究创造了有利的学术环境，80年代中后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应该说政治发展理论在中国最初是以作客理论的身份出现的。该理论在国内提出以后，政治学界针对这一时髦的政治学研究方向进行了积极的回应。我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由翻译介绍西方理论，到套用模拟西方理论，再到重读和诘问西方理论，最终走上反思本国政治发展历程并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道路。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这些异议正是该理论在中国获得新生的启发点。 早期的政治发展研究由于受西方学者的影响，总体来说更倾向于政治发展一般理论的建设，在政治生活问题的探讨上也多针对泛泛的发展中国家。这当然与我国政治学研究刚刚起步、学科基础建设还比较薄弱有一定关系。总的说来，此时的政治发展研究多从政治发展的共性出发，从政治生活的宏观处着眼，以树立高向度的价值指导为己任，实际操作意义相对缺乏，对政治生活的实际作用也非常有限。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政治发展研究逐步深入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问题。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1]， 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2]不仅如此，国内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 一是政治发展研究逐渐摆脱了对一般性理论的眷顾，转向分析本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揭示本国独特的政治发展轨迹，政治发展研究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渗透。政治发展理论如何本土化和如何提高理论水平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二是政治发展研究愈益走向开放，注重各领域和学科的沟通与合作。国内外学者之间也开始有意交流政治发展的研究成果并达成谅解，这是政治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 二、政治发展的涵义 政治发展的内涵相当丰富而难以准确加以定义。我国学者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既借鉴了国外学者的观点，又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大体上讲，我国学者对政治发展的概念性认识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分析框架：前者将政治发展纳入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进行思考，后者则限定于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和反思人们的政治生活。把二者统一起来理解政治发展才是科学的选择。 大多数学者通过总结政治发展内容来界定其涵义。如台湾学者陈鸿瑜把政治发展看作是“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渐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型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3](p30)。有的学者把政治发展定义为实现某种既定目标的过程，如张涛把政治发展的概念界定为：为国家政治系统提供大众支持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包括为促进更广阔的政治参与与建立制度的社会化过程[4]。 谢庆奎认为：“政治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5] 金德万认为，政治发展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应该是指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运动[6]。 也有学者以政治机制的某一状态来描述政治发展，把其界定为“政治运行机制能容纳、主导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具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内部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动的控制和调适能力”[7]。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政治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政治发展的内容是丰富的，但最终要归结到其对人文价值的关怀这一核心理念上来。因此，笔者更赞同李元书关于政治发展的界定，即通过扬弃代价，以寻求不断发挥人的政治潜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式的过程，以及这些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长过程。[8](p7) 三、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 政治发展目标是开展政治发展实践的首要问题。政治发展目标模式的选择对于现代化能否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学者对政治发展目标的认识摆脱了单纯从价值出发的抽象的西方模式，使其在结构和内容上丰富起来，并体现出现实政治发展的特殊要求。 在确立政治发展目标的依据上，有人认为，关注政治发展应坚持现实性和本土化的原则。政治发展的实现必须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对中国而言，确立政治发展价值目标有三个依据：从政治变化发展过程中把握必然性，这是确立中国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历史根据；从时代发展的潮流中获得方向性，这是确立中国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现实根据；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中明确目的性，这是确立中国政治发展价值目标的性质根据[9]。 该学者以此把我国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学者认为，在确定政治发展目标之前，必须首先把握衡量政治发展的客观标准。只有在明确了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的基础上，所选择的政治发展目标才能是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评价政治发展的客观标准有以下三个指标：一是对经济发展的适应和容纳程度；二是政治民主化的水平；三是行政管理效率的高低。[10](P236) 还有学者提出，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考虑经济增长、政府行政能力、社会公正、政治稳定等诸多制约因素。鉴于中国政治发展中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的特殊关系，必须选择将政府行政改革放在首位的政治发展目标模式中。[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