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处在不断流变中，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亦瞬息万变，所谓“古今问题”便成了永恒的话题。“古”和“今”主要还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地代表着人们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乃至对立的视角类型。作为一种品质概念，今人中也有很“古”雅的，而古人中亦颇有摩登甚至“后摩登”者。但“古今之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得到广泛讨论，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却是十七至十八世纪世纪的事情，而当施特劳斯（Leo Strauss）重新在政治哲学领域点燃这个旧问题时，人类已经进入相当“现代”的时期了。施特劳斯所挑起的第二次大规模古今之争在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与此前大不相同，假以时日，培以心智，或可成为西方第二次“文艺复兴”之滥觞。 一 十七至十八世纪文学界的“古今之争”肇始于小说和歌剧的文体孰优孰劣的争论，然后扩展到内容上“异教传奇”与“基督教传奇”孰是孰非的问题，最后在法语和拉丁语孰高孰低的问题上达到极至。在这场文艺复兴以来最大的一场“厚古”和“崇今”势力的较量中，最终以“崇今”派的彻底胜利而收场，从而转变了两三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复兴”古学的努力中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信条，意味着真正的和更为彻底的“现代”世界的来临。人们似乎摆脱了古人乃至上帝的束缚，启迪了旧有的蒙昧（“启蒙”），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在思想上实现了“断奶”，在行动上更加自由，铆足了劲要在广阔天地中大干一番。这个时期的“古今之争”正是为了让人成为神，或者说为了让人义战胜神义而扫清道路。 十七世纪颇为流行的文艺形式是小说，但这种传统项目遭到了布洛瓦、夏普兰、佩罗等一些人的猛烈批评，指斥小说荒唐无聊、胡编乱造、诲淫诲盗。这帮人为了给新兴的歌剧捧场，不惜颠覆人们久已接受的观点。当然，他们的颠覆也遭到了他们的反对者的颠覆，由此就把形式上的文体之争逐渐转换成了内容上的“传奇之争”，而“传奇之争”则直接导致了古今之争。传奇之争的焦点在于古代英雄传奇更有利于人的道德教化，还是基督教的神学传奇更能提升人的品质。这实际上是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诗学论争的延续和深化，稍为新颖之处在于把基督教传奇也进行了史诗化的处理，结果就和古希腊的史诗形成直接的冲突，让政治哲学上的“两希冲突”变得尖锐起来。 一方歌颂古代英雄史诗，认其为“大自然和艺术界最伟大的作品”，而另一方则不遗余力地贬低古代史诗在神学方面的低劣性，因为“异教徒们不了解高贵而又神圣的真实”，荷马、维吉尔虽是天才，“然而可悲的是，不管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情感方面、表达的清晰方面，他们都未能把宗教思想升华得更高一些：……既然很难恰当地谈论神学问题，他们只能粗制滥造地编故事”。① 这种批评不过重复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对希腊人的劝勉和批评：希腊人在神学方面简直一塌糊涂。这也是自拉丁教父以来，包括阿奎那等人在内的主流思想家所共奉的观点，虽说是“雅典与耶路撒冷”这一旧话重提，但已有了一些新的内涵，那就是当今的所谓民族国家的地位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语言（或者俗语）和民族文学的价值问题。在“基督教史诗最顽强的冠军”圣索兰看来，“每个人都应了解自己和民族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容忍别人把这种力量贬低为一种弱势”，他看到人们“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过分热爱竟使他们试图贬低我们的语言，我对此甚感遗憾”。② 这种民族语言（“我们的语言”）与当时“庄严、高贵与和谐”的拉丁语相对，是新兴国家的俗语言，原则上不登大雅之堂，一般铭文都是用当时“作为皇家意识形态语言”的拉丁语来撰写。但新贵们开始拼命为法语这种俗语进行辩护，要提升法语的地位，纷纷撰写诸如《捍卫法语作为凯旋门铭文语言的权力》和《论法语的卓越性》等文章，结果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古今之争”，其标志就是佩罗的《路易大帝的世纪》，这首诗歌中令当权者颇感惬意的赞美之辞建立在系统讽刺“原始的古代社会”基础上。这场争论卷进了布洛瓦、拉封丹、拉布吕耶尔、费内隆、达西耶夫人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双方在主将佩罗与布洛瓦的主持下，展开了全面的论战，对近两个世纪的诗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仅仅从这个时期的文章名称，比如《论古人的诗》、《古人与今人之比较》以及《闲话古人与今人》等，我们就可遥想当年争论的激烈程度。 这场争论最后以“崇今”派的胜利而告终，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主义思潮失去主导地位，而崇今派所高扬的“理性”和“进步”则直接孕育了后来更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就“进步”观念而言，他们认为应该放弃不仅把古代奉为典范，而且奉为美之标志的“古老体系”，应该采纳新的体系，新体系全面考察世界，视世界犹如一个成熟而独立的人。用拉布吕耶尔的话说，经过两个世纪向古人吮吸营养而达到而获得一定的杰出成果后，作家们急不可耐地动摇他们身上的桎梏。③ 三四个世纪前的古今之争的结果表明，人类成熟了，我们要的是理性和进步，而不再需要古人的指点和上帝的垂青了。 果真如此？ 二 但如果古今之争是永恒的话，那么，它不仅不能表明人类的成熟，恰恰相反，它总会提醒人们，我们永远都在不成熟中，至多只是在走向成熟的无尽途中。思想史的证据证明，以各种方式提起“古今之争”的，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荷马和赫西俄德思想中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古今问题，但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们对“古人”的赞美和向往。他们笔下的“古人”接近于神明，力大无比，刚强高尚，幸福和谐，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到英雄时代，尽管每况愈下，但比起今天的“黑铁时代”的惨状来说，古人总是高不可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赫西俄德对“当今”时代的批评正是后世诸多古典主义的先祖。 古希腊“启蒙”时期的智者运动颠覆了此前人们对古代的看法，智术师们所挑起的“自然—法律”（physis-nomos）的争论，就可视为政治哲学或法哲学领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古今之争”。究其实质，physis（自然）更多地代表事物更为古老的神定性质，而nomos（法律）则越来越具有当今人为的痕迹（尽管也残留着祖传习俗的涵义）。智术师为了迎合“今”的需要，便舍弃了“古”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