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4)02-0096-05 幸福，这是古人和今人，东方人和西方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热情越来越高。人们似乎都在探寻着同样的问题：如何才能真正提高生活的质量？为什么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人们却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比以前更快乐？这似乎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也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但是，事实上，在古代，东西方的许多智人和学者就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可以粗略地把1967年Wanner Wilson《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文作为幸福感研究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人们似乎比较满足于对幸福感的简单描述；而在这之后，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水平，提出了诸多的理论。甚至也可以说，在这之前，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停留在定性的水平上，而在这之后，人们的研究则更多地倾向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水平。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概略地把1967年以前的研究统称为历史性的研究，而把1967年以后至今的研究统称为研究的进展。 一、主观幸福感的历史性探讨 （一）西方学者关于“什么是幸福”的探讨 幸福是个古老的话题，人们对它的探讨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苏格拉底把幸福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认为幸福是由智慧和知识决定的。他说：“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柏拉图则认为幸福只不过是“善”的理念，他说：“善不是本质，而且在尊严和威力上要远远高出于本质之上。”因此他认为，人们只有摆脱现实世界，才能进入幸福的理念世界中去，“这样在解脱了肉体的愚蠢之后，我们就会是纯洁的，并且和一切纯洁的相交通，我们自身就会知道到处都是光明，这种光明不是别的，乃是真理的光。”[1] 相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言，伊壁鸠鲁对幸福感的阐述更直接和丰富。他说“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标乃是得到快乐。”他还说：“快乐就是有福的开端与归宿”。他认为，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赏。心灵的快乐之唯一高出于肉体快乐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观赏痛苦；因此比起身体的快乐来，我们就更能够控制心灵的快乐。他还不同意人们把快乐做“积极的”与“消极的”，或“动态的”与“静态的”两种区分。动态的快乐就在于获得了一种所愿望的目的，而在这以前的愿望是伴随着痛苦的；静态的快乐就是一种平衡状态，它没有痛苦，是一种安宁的快乐。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伊壁鸠鲁认为，最可靠的社会快乐就是友谊。他说：“友谊与快乐是分不开的，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就必须培养友谊，因为没有友谊我们就不能安然无惧地生活，也不能快乐地生活。”[2]而赫拉克利特则认为：“仅仅把肉体看成是一种幸福是错误的”。德谟克利特认为“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和谨慎。” 到了近代，对幸福感的阐述，弗洛伊德的观点可以算作代表。他认为最大的幸福感来自本能，尤其是性本能的满足，“本能的心理能量是幽闭在本我之中的，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些心理能量不断聚集、增长，以致机体内部紧张度太高而不能忍受。因此，本我会要求能量的不断释放以减轻紧张度。当能量释放时，紧张度下降，人随之体会到快乐感。”[3]而阿德勒则把幸福感同生活的意义联系起来，认为“生活的意义不是为个人优越而奋斗，而是在于如何满足人类和谐友好的生活，渴望建立美好社会的需要，在于对人类全体发生兴趣。”个人一旦体会到这种生活的意义也就产生了幸福感。 1960年Wilson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到了理论的水平。他认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理论上可做两点假设：①需要的及时满足产生快乐，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不快；②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才能带来满足感，有赖于个人的适应或期望水平，而这又受过去经验，同他人比较，价值观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一假设推动了其后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二）我国学者的主观幸福感思想：己“悦”与众“乐” 我国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探讨也源于古代。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孟子也说，人生有三乐“父母双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里的“悦”与“乐”即是一种情感的满意状态，也即是一种幸福感。其实在当时，人们有一种模糊而普遍的看法，认为一些基本素质（如音乐、书法等）的培养可以增进人的幸福体验。所以，当时的教育内容（礼、乐、射、御、书、数）就涵盖了这一方面。事实上，这一观点一直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人们对诗词歌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对它们的品味是人们产生幸福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渠道。于是，我国汉代的骈文，唐代的诗歌，宋朝的词赋，元朝的曲艺，明清的小说等能流传至今，且对人们的吸引力丝毫不减。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古人一直实践着如何追求幸福感，已经走在了当代理论研究的前列。 另一位对我们的幸福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范仲淹。他的至理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阐述的是一种广博的、深遂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别人快乐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幸福。与强调个人幸福为主的西方幸福观相比，这种幸福观也可以看作是它的一种有代表性的对立。有人提出与之相似的另一种观点：把“情”和“礼”（即外界的准则）作为一个维度以衡量个人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同“上下关系”及“亲近他人”紧密相连的。
